作者简介：谢春风，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博士，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学者。 100101

　　内容提要：近年来，教育发展的道德伦理性问题日益受到关注。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教育发展的道德向度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公众对教育发展效率指标的认可度高于对教育伦理指标的认可度，社会的教育伦理期待强烈。公众对教育管理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敏感度较强，教师具有明显的职业道德优势，教育行政管理者的道德公信度存在弱化趋势。公正和负责被认为是教育行政机构最重要的价值准则。基于此，提出建议：高度关注教育发展的道德向度，建立伦理相关的教育改革动机观和成就观；教育行政机构和管理者要积极回应社会公众对贪与廉、善与恶等价值冲突的关切，避免教育中出现伦理缺失而效率至上的现象；加强教育管理者个体道德建设，重视教育管理者道德素质的积极作用。

　　关 键 词：教育发展 道德向度 实证研究 教育伦理

　　教育发展的道德向度，是指教育发展的道德维度、状况、程度和趋势，是教育伦理自主性的标志。教育发展的道德向度涉及教育发展质量与效率关系、教育行政部门及其管理者的道德形象、教育行政机构决策的伦理价值、教育行政人员应遵循的伦理准则、教育政策伦理向度和教育行政伦理建设策略等方面。当前，教育伦理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不断增长，教育向伦理“跑步前进”的趋势日益明显。这是效率与价值、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互相吸引的结果，是教育回应社会的实际行动，也是道德哲学对教育学科的呼唤。

　　本研究主要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来揭示我国教育伦理的发展现状及动向。①本研究在正式开始前专门选取了300名家长进行小样本预试研究，通过对预试结果分析，完善了研究设计，最终形成了具有一定信度和效度的正式调查问卷。本研究主要采用整群分层抽样的调查方法，选取北京市通州区、朝阳区、丰台区、西城区的若干所公立和私立中小学教师、学生家长，及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和原宣武区教育委员会等教育行政机构的管理者为调查对象。回收统计结果显示，实际共发放问卷5000份，回收有效问卷4493份，有效回收率为89.9％。

　　在收回的有效问卷中，按户籍进行统计，北京市户籍1894人(42.2％)，外省市户籍1779人(39.6％)，未明确自己户籍的820人(18.3％)；按职业进行统计，农民1216人(27.1％)，个体经营者980人(21.8％)，工人445人(9.9％)，公司职员493人(11.0％)，非教育行业公务员84人(1.9％)，大、中、小、幼教师359人(8.0％)，教育行业公务员113人(2.5％)，科研机构人员47人(1.1％)，军人7人(0.2％)，其他职业461人(10.3％)，未作答者288人(6.4％)。

　　数据分析表明，该问卷调查的数据真实性比较强。在收回的有效问卷中，认为自己回答问卷态度真实的有2317人(51.6％)，认为自己态度比较真实的有1002人(22.3％)，两者合计73.9％；认为自己态度基本真实的有592人(13.2％)，认为自己态度不真实的有50人(1.1％)，说不清自己回答态度的有172人(3.8％)，未明确自己态度倾向性的有360人(8.0％)。其中，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态度真实度(90.1％)高出总体调查样本的态度真实度(73.9％)16.2个百分点。

　　一、数据统计与分析

　　(一)我国教育发展的伦理价值在矛盾和冲突中艰难演进

　　1.公众对我国教育发展效率指标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教育伦理指标的满意度

　　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实施，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最突出亮点而被社会公众认可。调查结果显示，在关于“对我国教育发展成就的态度”方面，总体调查样本对“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全面实施”、“教师专业化水平提高明显，师德良好”和“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认同度相对较高，比例分别为55.7％、32.3％和30.8％。在关乎教育行政伦理的指标方面，总体调查样本的认同度不是很高。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部门廉洁自律，为人师表”、“政策伦理导向正确，公正民主”和“教育均衡发展，择校问题解决”的选择比例分别为7.2％、9.1％和10.8％。

　　调查结果还显示，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对我国教育发展成就的态度与总体调查样本的态度既有共性，也有明显差异。在“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全面实施”、“教师专业化水平提高明显，师德良好”、“教育发展速度快，效率高”和“教师待遇改善，社会地位提高”四个方面，两者态度基本一致。但在“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评价上，两者态度差异比较明显，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选择这一选项的比例仅为2.7％。这说明，教育行政管理者在此方面的自信心明显不足。

　　2.教育职业的道德比较优势依然存在，但正在不断弱化

　　近十年来，社会公众对我国教育形象的看法出现明显分化。调查结果显示，57.0％的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社会形象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我国教育的社会形象“一直很好”的比例为25.5％，认为教育社会形象“一直比较好”的比例为31.5％)，18.3％的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社会形象给予了明显负面评价(认为教育社会形象“有所退步”的比例为9.6％，认为教育社会形象“明显退步”的比例为8.7％)，另有24.8％的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社会形象给予了非积极评价。

　　值得重视的是，教育管理者调查样本对教育社会形象的评价更消极。数据显示，教育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教育社会形象“一直很好”的比例为9.8％，认为教育社会形象“一直比较好”的比例为28.6％，两者均明显低于社会公众的评价比例；认为教育社会形象“有所退步”的比例为26.8％，明显高于社会公众的评价比例。

　　3.公众对教育发展伦理失误关注度高，教育不公平、择校问题被认为是当前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发展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层面的失误认同度很高。其中，认为“教育不公平，分化严重，择校问题突出”的比例高达47.8％，认为“教育发展急功近利，应试教育倾向严重”的比例达31.5％，认为“腐败和乱收费问题没有解决好，形象不良”的比例为26.1％，认为“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薄弱，效果差”的比例为20.4％。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发展效率方面失误的认同度明显偏低。其中，认为“教育投入明显不足，欠账太多”的比例为13.1％，认为“教师素质建设滞后”的比例为14.0％。这说明，在社会公众看来，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和教师素质方面的问题已不是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总体调查样本认为“决策机制不公正，伦理化程度低”的比例仅8.9％，在8个选项中最低。笔者分析后认为，社会公众对我国教育行政决策机制及其伦理公正性是基本认同的。但问题恰恰在于，决策是教育发展的决定性环节，重大的教育失误首先是教育行政决策的失误，是教育价值选择的偏颇。

　　4.公众对教育行政决策的评价态度出现明显分化

　　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决策的满意度，是衡量教育决策效率和伦理的重要标尺之一。忽视对民意的敬畏和伦理考虑，会导致决策的低效、盲目、狭隘和反道德。

　　关于“对我国教育行政决策的满意度”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半数的总体调查样本对我国教育行政决策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半数总体调查样本不认同当前我国的教育行政决策，未给出积极的价值肯定。其中，表示满意的总体调查样本比例为20.0％，比较满意的比例为30.0％，认为一般化的比例为42.7％，比较失望的比例为5.6％，非常失望的比例为1.7％。考虑到教育行业的社会敏感性和教育决策的极端重要性，50.0％的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行政决策未给出积极评价，说明公众基于教育的价值判断出现了态度分裂，当前我国教育决策的民意度尚需增强。

　　5.公众对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职业道德敏感度较高，对其职业道德的不满意度相对较高

　　“不满意度”是从负面角度评价人物、事物性质状况的指标，它与“满意度”指标相比，更能直接反映评价主体的否定性意见。

　　关于“您对教育行政管理者下述哪一教育管理现象最不满意”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调查样本选择“缺乏职业道德”的比例高达36.7％，位列第一；选择“知法犯法”、“缺乏公正”、“个人利益至上”、“工作效率低”、“监督缺乏”和“服务意识差”的比例次之，分别为28.3％、27.8％、25.8％、25.3％、20.1％和19.3％；选择“决策不科学”的比例最低，仅为14.9％，这说明，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决策科学性问题持异议较少，或者说，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决策科学化问题的敏感性相对较低。

　　总之，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职业道德状况评价较低，对教育行政决策过程的科学性评价较高。这一方面说明，教育行政伦理问题比较突出且备受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评价比较矛盾。职业道德问题严重的管理者，怎么可能作出科学的决策？

　　6.教育行政决策前的社会咨询与论证环节薄弱，被认为是教育问题出现的最主要环节

　　教育行政决策是一个过程。事出有因，教育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与决策过程有关。在行政决策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和疏漏，会导致性质不尽相同的问题出现。令社会公众明显不满的教育管理问题，究竟出现在教育行政决策过程的哪个环节？这一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关于“我国教育问题主要出现在哪个环节”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26.0％总体调查样本选择“决策前民意咨询实践调查和政策研究薄弱，准备不充分，决策缺乏坚实基础”，25.5％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决策主体缺乏专业性和责任感，不能有效解决社会公众提出的教育问题”，19.8％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决策过程缺乏民主、科学和公正，政策的价值导向出现偏差”，18.8％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执行环节薄弱，政策难以落实”，10.0％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对政策的评价和监督薄弱，对行政决策主体缺乏必要的约束”。

　　(二)教育行政组织及管理者的道德形象备受关注

　　1.教育行政管理者的道德公信度值得关注，非教育类公务员道德认同度相对较低

　　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社会形象。教育行政管理者首先是教育者，然后才是管理者。他们虽不直接从事教学工作，但也是教育行业的重要力量，是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学校和教师影响巨大。通过对不同职业道德形象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出教育职业的道德认同度。

　　调查表明，教师和军人的职业道德形象相对最好，认同度明显高于其他职业。教育管理者的道德形象不如教师，也不如农民。非教育类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形象认同度最低。

　　在对9类社会职业的调查中，教师和军人的道德形象相对最好，其中，53.2％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教师”，41.7％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军人”。处在第二个道德认同层次的职业是医生和研究人员，其中，22.4％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医生”，20.6％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研究人员”。处在第三个道德认同层次的职业是农民和教育类公务员，其中，14.4％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农民”，12.5％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教育类公务员”。处于道德认同度最末端的职业是工人、商人和非教育类公务员，其中，6.7％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工人”，3.3％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商人”，仅2.5％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非教育类公务员”。(见表1)

　　2.教育行政组织在政府机构中具有相对道德优势

　　关于“你认为下列哪一行政部门的道德形象最好”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均认为，教育行政部门在8个被调查行政部门中的道德形象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认同度最高。其中，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自身道德形象最好的比例(68.1％)明显高于总体调查样本的比例(47.2％)，这说明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职业道德优势感很强。气象局的道德形象也得到一致认可(总体调查样本选择“气象局”的比例为33.8％，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比例为37.2％)。(见表2、表3)

　　总体调查样本认为，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的道德形象较好，在8个政府部门中，检察院、法院的支持率位列第二(36.3％)，公安局的支持率位列第四(26.4％)；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审计局的道德形象相对较好，位列第三(25.7％)，检察院、法院位列第四(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