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任玥，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北京 100024 任玥(1982- )，女，北京人，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从事比较教育、外语教育、社会语言学研究。

　　内容提要：大量访谈显示21世纪初美国公立大学组织文化观念出现了重大转折：其首要使命变为以研究获得国内外学术声誉；研究业绩决定教师晋升；商业思潮淡漠了昔日学院式的人情味，功利主义抬头，个性与异议受压；孤立化的学术人员转以学科共同体为精神归宿，对治理大学兴味索然；行政人员由此开始自视为大学主人。

　　关 键 词：组织文化观念 美国公立大学 学术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5)09-0094-11

　　近年来，国外大学特别是美国大学成为我国建设高水平大学借鉴、学习的主要对象。到目前为止，对美国高水平大学的研究多以老牌私立大学为案例，对其他类型大学所知甚少；多限于国外大学政策描述，对政策产生的价值和社会效益探讨较少。因此，笔者尝试以21世纪初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为案例，呈现其目前状态及潜在的问题。

　　印第安那大学1820年接受州政府拨款建立，早期发展比较缓慢，主要使命是为印第安那州培养牧师与律师。20世纪初以来，在第十任校长威廉·布莱恩(William Lowe Bryan)带领下，该校获得长足发展，先后建立起教育学院、医药学院、护理学院、军事科学院、商学院、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多所专业学院，1904年成立了研究生院。布莱恩的奠基性工作与美国二战后的繁荣为第十一任校长赫尔曼·威尔士①(Herman B.Wells)提供了加速印第安那大学发展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州政府拨款相对充裕的时期，威尔士多年励精图治，带领印第安那大学渐渐走上蓬勃发展之路。到其退休时，印第安那大学已在美国中西部乃至全国享有很高学术声誉，成为一所优秀高等学府。目前，印第安那大学学科设置比较齐全，跨学科研究非常活跃，校园从早期布鲁明顿校区发展成为8个遍布州内各地的分校区组成的公立大学体系。它是美国中西部最著名的十所研究型大学②(the Big Ten)之一，享有崇高学术声誉，培养了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③。

　　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印第安那大学教师事务部退休学术人员办公室帮助下，对100位退休教授进行了半结构化(semi-structured)访谈④，大部分受访者将其一生奉献给了这所大学直至荣誉退休。其年龄分布跨度较大，最长者20世纪50年代便来到该校(现已故去)，年纪较轻者于20世纪70年代来到印第安那大学。虽然大部分人已退休，但一些人仍在印第安那大学继续教学、研究与行政管理工作。他们在这个学术组织度过了至少二十年时光，对组织的变化有着深刻的洞察。从学术背景看，受访者从事的学科横跨自然、社会与人文科学各领域。从组织职务看，一些受访者一生专心研究与教学，很少参与行政管理；另一些则活跃于大学各种治理委员会并最终承担印第安那大学校长、学术副校长、财务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教师事务部部长等重要行政管理职务。

　　笔者从中选取了25个关键访谈⑤，编码后作为本研究的主要分析素材。访谈结束后，笔者邀请了27位印第安那大学部分退休学术人员参加座谈，向其展示了研究成果，结论得到与会者肯定，笔者根据其反馈意见与相关领域最新研究成果调整了部分研究结论。

　　根据访谈信息总体分布特点，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大学理念”、“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态度”、“横向学术共同体的理念”和“治理理念”创建为公立大学组织文化的四个独立主题。虽然受访者来自不同学科与院系，但编码结果显示，他们围绕这些主题的叙述及对该主题30年间变化的洞察呈现出了不容忽视的一致性，因此笔者将其作为代表大学组织文化的要素加以分析与研究。访谈中，25位受访者在叙述中不由自主建构着“过去—现在”、“70年代—快退休时(2000年前后)”的二元对立结构，本研究重点呈现这一对立关系的第二元——即受访者口中的“现在”、“快退休时”。[1]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变化，印第安那大学的组织文化各要素均发生了明显变化。研究将主要呈现观念层面四个文化要素/主题被赋予的新内涵，以及新旧观念间不同程度的冲突。

　　为在有限篇幅内使读者清晰认识案例大学的组织文化观念变迁，笔者选取了最精彩的叙述，同时尽可能使读者感受到组织成员的普遍感受。如无法兼顾，则以清晰与简洁为先，摘录最能集中体现相应主题特点的叙述。为兼顾多样性、使读者对各主题信息总量有所认识，笔者行文中对述及各主题的受访者人数予以了说明。

　　一、大学理念的变迁

　　1.教学、研究与服务的分离及研究的突出地位

　　至21世纪初，案例大学中教学、研究与服务活动的内容已越来越清晰具体，各自标准越来越高，学术人员已难以全方位兼顾，不得不取舍工作重点。终身教职的评定标准已不可逆转地偏向研究活动，因此多数学术成员倾向于将研究认定为首要职责。这种观念变化在15位受访者的叙述中均有反复、强烈的体现。

　　如英语系的格雷⑥教授叙述：

　　“也许这么说有些草率，不过我确实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像我们年轻时那么轻松了，对他们而言，教学不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负担。因为他们不能凭借杰出的教学工作获得终身教职，学术人员希望通过优秀的研究成果获得减轻教学负担的奖励，再利用这个奖励做更多的研究。有一天我和系里的年轻人一起吃饭，有人问我‘为什么学校在周五还要给我们排课？’其实，他们没有讲明的意思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研究与写作，这才是大学真正关心并期望从我们身上看到的，不是吗？’对他们来说研究决定着一切，不仅是终身教职，还有职称、薪酬以及到更好的大学工作的机会。这就是他们这一代的趋势。”

　　地质系的阿尔伯特教授回忆道：

　　“现在印第安那大学有很多奖励，但真正被学校制度化的都是针对研究的，我个人也因为发表了21篇论文才被评为正教授。但我认为，现在我们应对教学给予更多奖励……教学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例如给300-400名本科生教授初级入门课程需要教师花大量时间与精力备课。这并不比研究更轻松。教师的贡献，特别是那些一心扑在教学上的教师的贡献，应获得更多的认可与奖励。这与企业界的状况类似。很多大型企业既聘任研究人员又聘任行政管理人员。过去他们只奖励行政管理人员，对研究人员的贡献认识不足，现在他们意识到这种做法带来了很多弊端，因此为承担两类工作的人分别设置不同的奖励制度。我认为大学也应采用这种办法，设置不同的轨道对研究人员与教学人员分别予以奖励。归根结底，我的意思是教学工作应获得重视，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也应是物质层面的，特别是体现在教师收入水平上的。但不知为什么学校就是不肯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他们的理由是财政紧张，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搞懂过……但(矛盾的)是假如我还在系里、担任年轻人的职业发展顾问，如果我真的像爱护亲生子女那样爱他们的话，我就会对他们说：‘不管别人再怎么强调教学的重要性、不管他们答应给你怎样的奖励，你都不必在意，做好自己的研究最要紧，能发多少论文就发多少。如果研究工作必须占用你备课的时间，那么就只能占用了。’我真的不想这样讲，但必须这样讲。我们都想改变，但却无力改变。这就是我们的无奈。”

　　商学院的约瑟夫教授⑦回忆道：

　　“现在大学强调研究和发表成果。如果你是学术人员就必须做这两件事。如果(研究)做得好，就意味着你有很多机会，甚至离开这里去更好的大学；如果做得不好，就意味着你要无奈地另谋出路。像我们当年那种学院式氛围在这里是再也找不到了。从我在印第安那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起，就被潜移默化地灌输了那种理念，留在这里执教以后也切身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与亲近……现在，在系里走上一圈，我觉得这种学院式文化已淡化了很多……现在我觉得关于评审终身教职和职称的问题，我已不能再给年轻人有用的建议了。因为他们要获得这些无疑要凭借研究与发表成果。那么我能给他们什么建议呢？难道对他们说：牺牲你的研究时间多与系里的同事一起社交？我真希望世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不希望为了迎合《商务周刊》的评价口味，改变我们的商学院(但却不得不改变)。世界确实已经变了，变得和我们年轻时大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再像我们当年对学院和学校有那么深的感情了。”

　　可见，到21世纪初，由于终身教职制度标准的改变，印第安那大学学术人员的工作职责已发生了明显变化。也许这一时期大多数组织成员仍认为理想状况下学术人员应同时承担教学、研究与服务三项主要职责，且应根据兴趣选择其中一项为工作重点。但现实却是，大部分组织成员越来越将研究作为学术人员的首要职责，教学与服务在他们的观念体系中退居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