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30日刊文《与美国冲突是不是中国的宿命》。文章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竞争霸权是世界政治的“常态”。中国并不相信中美冲突的“宿命”，努力打破这个“宿命”。中共十八大以来，明确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对中国来说，如何理性地和美国打交道，会是一个永恒的问题。避免中美冲突的“宿命”，是“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的全部意义之所在。

　　文章摘编如下：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再也没有比中美关系更为重要也更难以处理了。这对关系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也决定了世界和平与战争问题。只要中美关系维持在稳定状态，两国之间没有重大冲突，其它区域性冲突就很难改变世界权力格局。可以说，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对结构，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整个国际体系出现问题。

　　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 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所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重新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竞争霸权是世界政治的“常态”，合作则是“非常态”；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和平则是“非常态”。今天国际上流行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都在指向着中美不可避免的冲突，包括霸权争夺理论、霸权衰落理论、权力转移理论等等。中国领导层并不相信中美冲突的“宿命”，努力打破这个“宿命”。

　　中共十八大以来，明确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通过加强合作，避免冲突和战争，维持世界和平。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话就是，中美关系要跳出“两个大国必然会发生冲突”的常态，而维持和平的“非常态”(《联合早报》，2015年4月12日)。如果中国不能逃避“霸权之争”的“常态”，就很难和平崛起于世界。对中国来说，如何理性地和美国打交道，会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在很多问题中，最主要的是要理性估计美国力量，尤其不能对美国的衰落有错误的估计。错误的估计会导向错误的决策和外交行为，造就颠覆性错误。

　　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意识到中美两国所结成的结构关系。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世界权力结构呈现一霸结构。中国的崛起又再次促使这个结构发生变化。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对此人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这个变化是一霸多强或者国际权力的多极化。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全球化状 态下，世界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霸权。如果说是权力多极化或者多强，也只是说是一种“内部多元主义”，即一个权力极内部的多个权力中心，并且多个权力中心都是围绕着唯一的霸权即美国而运作的。如果中国在今后不选择前苏联的道路，只有一个权力极的局面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到现在为止的情况看，可以说，中国不仅在过去没有选择前苏联的道路，今后即使要选择这条道路也很难。

　　这种情况的呈现形式，就是近年来人们所谈论的“G2”结构。尽管人们对G2结构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个结构的形成是国际政治客观权力结构变化的产物。G2结构不是法理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这一结构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也是中国战略选择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了美国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尽管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外挑战它，而是力图在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而，中国内部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在体系内的地位上升，几乎在所有中国已经加入的国际组织里面，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中国都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G2结构内部，就双边关系来说，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非常重要，使得美国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对付就非常困难。如果没有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就很容易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应付，因为这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直接的损害。但有了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如果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打击，就会直接损害到自身的利益。再者，这种依赖性也有助于美国在制订其中国政策时，平衡其各方面的国家利益。

　　例如，美国在处理和日本等盟友的关系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经济上的“中美国”(相互依赖关系)和战略上的“联盟”。如果两者失衡，美国的国家利益必然遭受严重损害。对美国来说，中国和同盟都很重要。无论是处理和中国的关系，还是处理和同盟的关系，都是为了保持其霸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