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联合国的数据可以看出， 1981年到201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而世界的平均是0.4个百分点，发达地国家是0.23个百分点，欠发展地区是0.56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城镇化速度远快与世界城镇化的速度，也快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已经越过了城镇化50%的拐点，已经进入城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未来城镇化的速度将逐步的放慢，由加速推进向减速推进转变，未来推进城镇化的着力点，不在水平而在于全面推进城镇化质量。问：一、谈到新型城镇化的时候，你对他有一个小的界定是对人的生活的品质提高，但是你展开的讲述解释是说在新型城镇化将会有大量的人口扎根在农村，但是把城市作为生活主战场，这个我觉得跟我们一般的理解新型城镇化要让人扎根在城市，完全融入城市有一点差别。
关键词：城镇化;中国;百分点;农村;市民化;农民工;城镇人口;改革开放;服务;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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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今天的题目是“城镇化转型：国际经验与中国前景”。我先介绍一下基本的观点和看法，重点讲三个问题：
第一、从国际的比较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呈现了一种高速城镇化的态势。
我们可以把建国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以前，中国的城镇化是波浪起伏地推进，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25个百分点。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到1995年，中国的城镇化在稳步推进，城镇化率每年提升0.64个百分点。第三个阶段是1996年以后，中国的城镇化加速推进，平均每年提高1.37个百分点。
从图中可以看出，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呈现一种加速推进的态势。城镇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我们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很快，而且规模很大。这样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应该说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过去说日本在战后、韩国的城镇化比较快，但是规模没有我们的大。蔡院长也谈到了我们的城镇化从78年的不到18%发展到去年的53.73%。山西，我们新增加的城镇人口是5.6亿人，平均每年提高1.0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新增加城镇人口1600万人，尤其是1996年到2013年，我们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1.3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2100万人。
从年度变化可以看出，1996年以后，我们的城镇化速度都在1个百分点以下，每年新增的城镇人口都超过了2000万。从九五计划开始，从1996年开始，连续五年可以看出，每年新增的城镇人口平均是2000万人以上。城镇化率年均提高的速度在1.2个百分点以下，速度很快，尤其在1996年到2000年达到1.44个百分点。
从联合国的数据可以看出，1981年到201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而世界的平均是0.4个百分点，发达地国家是0.23个百分点，欠发展地区是0.56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城镇化速度远快与世界城镇化的速度，也快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的速度是很快的。通过我们和世界的水平相比可以看出，世界城镇化率从30%到50%，他们用了50年，而中国只用了15年就实现了由30%到50%。中国的城镇速度是很快的。
从几大洲来看，中国平均每年城镇化率增长1个百分点，亚洲每年增长0.59个百分点，拉丁美洲是1.7个百分点，非洲是0.39个百分点，北美是0.23个百分点，欧洲是0.17个百分点，因为他的水平比较高。大洋洲城镇化的速度，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下降，是一个稳定的态势。中国不断规模大，而且速度很快。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世界城镇化的是52.6%。按照世界城镇化的展望，按照今年发布的版本，2014年世界城镇化率是53.6%，我们去年是53.73%。按照速度，中国今年是54.4%，我们应该是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这样速度没有问题的。
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人均国民总收入，现在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60%。按照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2012年世界人均总收入超过了1万美元，但中国只有5740美元，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均发展水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不到60%，我们的发展水平远远低于世界水平，但是，我们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这里面，假如把城镇化看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过去中国的学术界，我们的政府部门的观点，说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很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水平，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发展水平只有60%，工业化只有一部分国家要搞，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要搞，没有工业化的国家也存在城镇化。当然一个大的国家必须要走城镇化。
所以，我们觉得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是不缺乏数量的，从统计角度来看，我们的城镇发展水平很高，但是质量过低。
第二、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战略转型期。
这也是我们多年来倡导的观念。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已经越过了城镇化50%的拐点，已经进入城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未来城镇化的速度将逐步的放慢，由加速推进向减速推进转变，未来推进城镇化的着力点，不在水平而在于全面推进城镇化质量，所以，中国的城镇化转型的核心就是由速度型专向质量型。
上述论点可以从几个方面展开：
一、从理解上来讲，大家认为，城镇化的推进存在一个S型的曲线。城镇化的50%是一个重要的拐点，虽然说30%到70%是一个快速推进的时期。但是，30%到50%是一个加快推进的时期，50%到70%是一个减速推进的时期。所以，中国的城镇化越过了50%的拐点后，城镇化的未来由加快向减速转变。
二、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当城镇化率超过50%以后，我们的城镇化也将出现逐渐减速的趋势。比如说，美国从1790年到现在，包括未来的预测都可以看出来。在1880到1920年的时候，在30%到50%的区间，平均每年提高0.58个百分点。但是，从越过50%的转折点以后，从1920到1960年的时候，他的速度也降下来了，年均提出0.47个百分点。比前一个阶段下降了。
三、今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已经出现了逐渐放缓的趋势。中部地区减速的态势更加明显。
从2011年以后，中国的城镇化速度下降了，三年的平均是1.26个百分点。从中部地区来看，2006年到到2010年最高达到1.59个百分点。但是“十二五”的前两年，已经下降到1.08个百分点，已经在下降。在中部地区的省份看，比如说，浙江就可以看出这种减速的趋势比较明显。从30%到50%的时候，也就是1984年到2001年，平均每年提高1.37个百分点，越过了50%以后，城镇化的速度平均每年提高1.09个百分点的速度降下来了。
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江苏在50%前后速度没有变化，尤其在50%以后，速度还加快了，原因在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江苏省的乡镇企业比较发达，他们找到了一个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大力推进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实际上，这种发展模式走的是工业分散化，工业农村化，工业非城镇化的道路，后来发现这个路子有问题，就搞“推进三个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重点大村集中。从97年开始，推进产业集中发展，推进城镇化，走工业城镇化的道路。
后来江苏城镇化的速度在加快，因为过去的路走弯了。我们可以看出，江苏过去城镇化的速度是很低的。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推进是一种低成本的推进。
现在这种推进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市民化，中国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和城镇化是分离的。市民化的成本是要支付的，只不过过去我们没有支付，要我们今后来支付。过去我们这种工业化、城镇化是靠农民工的低工资成本来支撑的，现在是不行了，这些年来，农民工的工资上来了。另一个问题是低土地价，尤其是我们的工业用地价格偏低，比重过大。很多地区的工业用地都是平价，通过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来弥补。资源环境成本。这一方面存在资源环境价格扭曲，比如说我们把长江的调到北方去，当时调水的成本在我们的用水价格中没有反映，是靠全国人民、靠国家来支撑，形成了价格扭曲。还有资源环境成本没有在我们的产业成本中反映出来。
过去这种低成本的推进的环境，未来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不可能再延续这种发展的路子。所以，再依靠过去粗放的发展模式来支撑中国的城镇化快速的增长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四、中央提出了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你想想，农民基本的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以后，在农村能够享受到城市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还有更多的财产权利，包括宅基地、经营权等等，那农民愿不愿意市民化、城镇化，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农民市民化和城镇化的意愿有可能会出现下降。在广东中山的调查显示，60%的农民工不愿意进城，保定的调查显示有近五成的农民工不愿意或不确定进城。四川的调查显示，九成的农民工习惯生活在城市，只有一成人愿意落户到城市。当然，进城的门槛成本比较高是一方面的原因，同时，他不愿意放弃在农村的国土权，赋予了在农村的国土权以后，影响了农民市民化的意愿。过去我们对中国的城镇化作了一个预算，我们过去采取三种方法，对205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作了一个测算，采取三种综合的方法，平均了以后，我们认为，到2050年，中国的城镇化会超过80%。但是根据我们的定向研究，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天花板不会超过85%，在2050年左右中国的城镇化基本完成。假如考虑到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的话，我们的这种估计也许有点偏高。比如说，联合《国世界城镇化展望》对中国的估计，2011年的版本认为205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7.3%，今年的版本认为只可能达到75.8%左右。这个结果和我们的第三个方案是差不多的。
三、未来应该实现更高质量的健康城镇化目标。
我们想，未来中国要推进城镇化建设，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健康城镇化目标。我们会问，什么是更高质量的城镇化。
1、城镇化的速度必须保持适度。
五个适度：1、一个地区城镇化的速度与经济发展、工业化阶段、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产业的资产能力，与基础设施的能量相适应。到2013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的速度保持在0.8-1.0个百分点左右，2031到2050年保持在0.6到0.8个百分点左右比较合适。
2、市民化与城镇化的同步。我们的构想，力争在2025年以前，基本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实现市民化与城镇化的同步推进。中央有一个方案，到2020年解决1亿人落户城镇。现在也提出了实现差别化的落户政策，比如说广州搞积分制。我认为差别化的落户制度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你想想，要解决落户，到2050年，再过100年也解决不了落户的问题。治本的核心是要建立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分三个阶段：2015年要把农民工涵盖进来，基本公共服务城镇乡镇人口要覆盖，到2020年把农村人口拉进来。到2030年基本公共服务，城乡社会保障要在全国实现一体化。
3、要形成日趋合理的城镇化格局。一个是规模格局。现在我们的大城市吸纳的人口越来越多，中小城市在不断的萎缩。我们的方案是，下一步50万到100万的中小城市，吸纳人口的比例要不断增长，100万以上的要减下来。这样逐步形成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等级有序的城镇体系。二是多中心网络开放，建立一个布局合理，集约高效、适度均衡的空间格局。我们的网络开发的构想，今年初报国务院的时候，把这个想法已经纳入进去了，但是这个规划国务院还没有批。
4、要城镇可持续性全面提升。城镇要突出文化的特色，我们城市的品质要不断的提升，要大幅度的减少城镇化的资源环境代价，实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可承载的可持续城镇化目标。
5、建立一种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目前来看，城乡差距还是很大，应该说我们的城乡差距远远大于区域差别。
问与答：
问：我想向魏教授请教一个问题。我是河南社科院城市环境所的，今天下午有人谈到了河南的城市新区这个问题，一个是面积大，一个是相对人少。河南在规划设计的时候，都考虑了每个新区都要在10年内实现人口的大幅度的增长，没有考虑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去年我们在给河南省计生委合作课题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十年前，河南有九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是大于户籍人口的，也就是九个城市人口是净流入地的。但是到去年，发生了变化，整个河南，只有郑州市一个城市是人口净流入地，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其他的城市人口都流出了。郑州新区从03年到13年这十年期间，已经实现了常住人口100万，也出现了堵车情况，但其他的地级市却出现了新区人口空旷的情况。我看您在报告中提到了城市两级分化这个问题，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你您对河南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答：你的问题问的很好。因为河南我们做了一些工作。过去，我们也说了这个问题，但河南和湖北的情况不一样。在湖北，武汉是一城独大，我跟湖北中心组讲过，是一个大都市带着八个小萝卜头。在中原这边不一样，郑州这些年扩展的很快，但下面的其他城市规模也不小。现在有几个问题，郑州这些年我认为他也在贪大饼，比如说在东面搞了郑东新区后来改名叫郑州新区，它跟开封差不多联起来了；在西面，有高新区，郑州大学也在那里。郑州应该做一个大都市，通过大都市区来构筑中原城市群的核心。我们郑州大都市区突破了行政区划的界限，我们当初把郑州北面也囊括进去了。因为我们对郑州新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今天我们不谈这个问题。
一、首先，我觉得郑州作为大都市，要提升它的功能，往高端化、服务化的方向发展，有些功能该放弃，有些功能该扩散。
二、要搞产城联合。河南搞了100多个产业集群，依托产业集群搞产城联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推动城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也是一个载体。因为没有产业支撑，你搞城镇化就缺乏一个载体。这一点我还是同意河南省委省政府的意见，要搞产业集群。
三、河南省在搞新型的农村县区。想把新型农村县区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当初我讲新型农村县区要从两个方面看，假如新型的农村县区非农化，而且基本的公共服务保障也是城市的生活方式，作为城市县区的一部分，未来的方向应该是新型城镇的一部分。假如，你的生活生产方式没有改变，还是在种地，只是集中了，还是没有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其他的都没有，只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部分。我认为，现代化的新型农村县区的建设，一部分走向城市，一部分还是农村。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现在，郑州要发展，主要是靠中原城市群。过去在谈中原城市群的时候，边界到底在那里。我们也遇到这个问题，到底边界在哪里。我们的理解，我们的中原城市群的水平很低。虽然面积很大，但是水平很低，还是谈不上城市群。这是一个长远的构想，中原城市群是河南乃至中原地区的一个核心部分。
问：魏教授，你刚才讲的中国城镇化的速度1996年突然加速上升，是哪些因素导致的呢？
答：96年以后城镇化的速度很快。但城镇化的速度原因很多，实际上，我们没有做研究。实际上是两块，一块是自愿的，这一块是可以的，按照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态势，到了这个阶段，本来就是加速的。第二块，其他方面的因素影响，人为的影响。过去比较慢，一下放开了以后，就增长了。第二个问题，我们的统计项目和统计的行政区划的变化影响。比如说大城市，最近一些年，2006年到现在，400万以下的大城市增长，是城市的一倍，怎么来的？就是靠扩区。如郑州、武汉扩了多少区？我们城市人口的统计，不知道大家研究了没有，设区的城市，地级市以上是设区的城市，一个区的城市人口密度统计按街道、居委会的人口统计。按照2010人口普查，我们现在的城镇人口里面的农业人口是多少？将近一半。扩区的变化都有影响。1997年以后，我们县改市了，我们的城市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可以测算一下各方面的因素，不管怎么说大城市主要是扩区，把所有的县都改成区，人口就多了。
问：实际上，我们在做整体规划的时候经常以人口为主导，既规划期末人口和现状人口。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指标，做那么大的新区，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工业化和国家的城镇化，是一个双轨制。新疆和田，城市化一样很好，说明我们的城镇化、城市化在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比如东部比较符合规律，中部和西部，四川成都搞了很多的统筹，统筹就是转移保留劳动力，农村就是农村、城市就是城市。因为在城市里面人口聚集效率会提高，这个政府的投入可能有问题，公共均等化的概念，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但是不同的地方不一样。大城市群概念跟小县城概念不一样，小县城里面就不能谈。镇和村是不可能有主导产业的，而是应该有一个擅长的产业。
问：一、谈到新型城镇化的时候，你对他有一个小的界定是对人的生活的品质提高，但是你展开的讲述解释是说在新型城镇化将会有大量的人口扎根在农村，但是把城市作为生活主战场，这个我觉得跟我们一般的理解新型城镇化要让人扎根在城市，完全融入城市有一点差别，不知道做这样的界定处于什么样的考虑？二、在您最后演讲稿中有一张图，是公共财政投入的图，跟我们通常的概念上的和理解上的有很大的反差。一些看似落后的地区财政投入是高的，但一些看似发达的地区公共财政投入是很低的，公共均等化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有一个疑问，我注意到，第一是西藏，最后是河南，广东是在靠尾的地方。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一、人均公共财政的时间段是什么？是近期投入还是累计投资，西藏，中部的一些地区，广东等地区他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他的累计投入可能是一个前期投资，比如江苏和广东。但是，西藏也是刚刚开始发展地区，有大量的公共服务的缺口，因此需要大量的投入，因此造成档期投入比较高。会不会导致认识上的误差？
我们到广东、江苏，他的公共基本服务就是好，他们人均公共服务资源、教育、饮料等跟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西藏是千差万别。我觉得，我们在考虑公共服务的时候，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考虑来支撑这个观点？
答：第一个问题，提高人的生活品质是一个城市化的目标。应该把人扎根在城市，中国现在马上要面临这个问题，比如说城市有很好的公共服务，比如说图书馆，他说不重要，这时候要尊重他的选择。
第二个问题，刚才讲了西藏，我们中间也提到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文化，标准怎么界定？西藏的成本比较就低，广州这个问题要特别解释一下。广东的问题，是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不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广东户籍人口享受这个服务是很不错的。你可能会怀疑广东受过去的一些因素影响，其实他们享受公共服务水平比较高。公共财政报告中2011年广东非常靠后，广东省财政厅很不高兴，当时那个排名有两个指标，一个客观指标一个主观的指标。广东的老百姓比较挑剔，政府不满意程度很高，但是后来，按照具体的指标算了一下广东也是比较落后的，现在为什么感觉广东比较好呢？政府的心目当中想的就是这个问题，完全没有考虑流动人口。
你刚才讲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统计，不管怎么计算，很多西部落后地区也反映了致富问题，原因有几个原因：一、落实地区公共财政支出效率很低。二、成本高。你到贵州修理一条马路，每公路比湖北、河南高得多，成本高。三、过去积累很少，没有积累，跟碳排放一样的，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没有煤炭怎么现代化。四、公共服务半径不一样。北京人口密度那么高，服务半径和范围不一样，人口也少。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能说上海投多少，西藏就投多少钱，不是这么简单的概念。五、除了政府投资，民间没有投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实际上还是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