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仍具可持续性

　　■程伟力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当前，世界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严峻的外部挑战。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贸易落后于经济增长，外需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影响减弱。

　　此外，大宗商品价格低位徘徊，消极影响超过积极影响。一是对节能和新能源发展产生极大影响，不利于产业升级。二是国内相关行业严重亏损。三是我国相关海外投资受损。

　　虽然，国内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但经济增长仍具有可持续性。

　　一是部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在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中如何处置银行贷款将是一大难题。二是房地产处于“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状态。三是地方债务风险加大，融资能力继续下降。四是企业融资成本和税务成本居高不下。

　　但是，从发展周期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仍处于上升周期。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另一方面，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我国很多中高端产品仍生产能力不足，供需平衡仍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

　　对此，首先，应尽快实现由建筑投资周期向设备投资周期的转换。同时应进一步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赋。此外，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一是通过扩大技术和设备进口促进国内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相关设备的更新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我国的整体生产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二是充分利用国际人力资源，加快我国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过程。三是积极并购发达国家企业，提升海内外企业技术水平。

　　以结构性改革

　　实现经济转型的实质性突破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在“十三五”时期，我国转型发展的历史性特点将十分突出：一方面，经济下行与经济结构调整的矛盾与风险因素日益增多，压力明显加大；另一方面，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市场空间。

　　中长期来看，我国有四张牌可以打。一是产业结构变革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二是城镇化结构变革正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三是消费结构变革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四是贸易结构正以货物贸易为主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转型。

　　２０１６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闯关之年”。如果在以上方面有重大突破，２０１６年的宏观经济将实现６．５％—７％的增长，有比较大的概率实现６．７％左右的增长。

　　结构性改革的重点突破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不仅能够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创造有利条件，还能够释放巨大的国内需求，闯出一条转型发展新路子。

　　第二是以破题去产能为契机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十三五”时期以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关键是国有企业去产能要有重大突破，并且在推动产业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是把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作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目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十三五”时期推进人口城镇化的重中之重。要着力推进居住证与户籍制度并轨，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建立以身份证号为唯一标识、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并力争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居住证率）达到５０％以上，由此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第四是以监管变革为重点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改革。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最大潜力在于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十三五”时期释放市场经济活力，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关键是在简政放权的基础上，推动监管变革的实质性突破。

　　　应进一步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丛屹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２０１６年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的攻坚阶段，前期积累的债务风险和经济增速继续下滑叠加；央行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流动和汇率维稳三个方向陷入“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的困境。

　　在实体经济运行层面，预计经济增速继续回落至６．５％左右的增速；消费增速基本稳定在１０％—１１％区间；工业增加值持续回落，预计在６％左右；出口止跌回升，预计在２％的增速以下，进口下滑的趋势可能会缓解；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稳定经济的主力，预计会保持在１０％左右的增速。价格指数方面，ＣＰＩ会出现缓慢回升的态势（１．５％左右），但ＰＰＩ仍可能为负。中小企业的运行状况不容乐观，预计今年的亏损企业数量和亏损额仍然会进一步扩大。

　　货币政策层面。央行进一步大幅释放流动性的做法，可能进一步造成货币贬值压力加大，从而引发汇率贬值压力进一步因稳定汇率消耗外汇储备。这或许也是央行多次提到“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原因。由此判断，央行今年的降息不会太频繁，主要运用的应当是数量型工具。

　　财政政策层面。一方面，中小企业普遍经营困难的压力，地方财政收压力大，新税源短期难以培育；另一方面，传统的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债务负担加大。一系列“去库存”政策的效果难以短期内体现，需要通过“务实推进新型城镇化”从根本上解决。预计今年会通过加大发债力度，同时大力推进混合经济、ＰＰＰ模式、股市融资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实体项目和政府主导的投资领域。

　　建议加快财税制度的改革，加大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减税力度；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尤其是围绕区域一体化，加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力度；加大国有资产领域的改革力度，推进混合经济、推进ＰＰＰ模式。

　　　从总供给、总需求

　　　两方面改善经济增长条件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经济增长目标要在通货稳定的前提下实现，这就必须兼顾总供给与总需求两个方面。总供给条件不改善，通货膨胀水平可能会提高；总需求条件不改善，通货可能会紧缩，企业没法活。二者还会相互影响。

　　改善总供给的具体办法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要在预算硬约束条件下展开竞争，为此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二是所有生产要素要尽可能进入市场分工体系。为此要强化市场对传统农业部门裹挟、冲击，让农村劳动力进入效率更高的城市经济部门。三是政府保持对市场独立运行的最大限度的克制。政府主要管好货币，同时把钱主要花在公共领域，至于结构与就业问题，交给市场即好。

　　改善总需求条件非常重要。政府用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当然有必要，但在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是解除消费抑制，促进富裕型消费模式的建立。庞大的以耐用消费品为核心的制造业体系形成以后，必须辅之以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一是扩大居住消费（不是高价买房）与出行消费，释放居民对保护隐私需求。二是放手发育城市型熟人社会，形成攀比型消费模式。但支撑攀比型消费的重要社会条件是城市的熟人社会，而多层共用楼房居住模式不利于形成城市熟人社会。所以，这个改变也需要大力发展独栋房屋为主的住宅区。三是鼓励中产阶层对独立小环境品质的需求，增加私密空间供给。

　　　２０１６年中国经济需提质增效

　　■丁元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２０１６年中国经济形势会继续保持中高速度发展，一些长期的制约因素会进一步显现，面临挑战的压力会继续增大。

　　首先，从经济规模、环境生态、资源供给以及人口结构看，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初始条件已经改变，经济进入平缓增长期将是新常态。

　　从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增长看，从１９７８年中国改革伊始，经过３８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到２０１５年底，ＧＤＰ总量已达６８万亿元人民币、人均ＧＤＰ为４４２００元人民币，分别增长了１８０倍和１１６倍。在这样的经济规模下，从目前的资源、环境和生态状况看，持续的高速增长显然是不可能的。

　　从能源消费看，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４年，３７年间翻了７．５倍。１９８０年，全国民用汽车拥有量是１７８．２９万辆，到２０１４年底分别是１４５９８．１１万辆。近年来，雾霾已经波及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如此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长期必定不可持续。

　　从人口规模和结构看，自１９７８年至今，中国人口增加了４个多亿，新增人口超过了整个美国人口的总和。人口生育率在下降，死亡率在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在降低，整个国家进入老龄社会，人口红利不复存在。

　　经过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规模达到１０万亿美元，人口规模超过１３亿后，提质增效成为必然选择。

　　其次，中国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国际经济格局和科技水平看，必须实现从建设经济大国到建设经济强国的根本转变。

　　从科技发展看，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仍然很低。当前，阻碍中国科技和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还很多，必须加快这些领域的改革以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文化建设上看，作为一个强国需要在经济文明之外有更高的价值、智力、道德、责任、教养等追求。

　　　把握养老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已经很大，经济增速降低属正常现象。我认为，中国经济仍然会平稳发展，所以不要太看重ＧＤＰ增速。

　　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在于调整结构，减少过剩产能。特别是要思考为什么出现这样大的过剩产能？产生的机制是什么？怎样避免今后出现同样的问题。

　　而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老龄化，当然，把握好健康养老产业的巨大需求也将有助于结构调整。对此，我认为，国家应该作好战略规划，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发展探索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产业模式和相应的政策支持措施。此外，要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寻求更好的办法解决养老产业中的健康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问题，实现医养结合。同时，应尽快落实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养老产业体系，打造一批知名品牌和良性循环的产业集群，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供给侧改革将是

　　　２０１６年经济改革主旋律

　　■董希淼 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挑战与压力不容忽视。一方面，“三期叠加”效应还会持续，风险隐患增多，总体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具有潜在压力；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开展创新创业寻求发展，妥善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发展面临重要战略机遇。

　　２０１６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主旋律。从财政和金融政策看，基于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再平衡关键时期的背景，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加适度的货币政策势在必行，金融改革将加快推进。

　　首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经济下行的宏观环境下，为刺激企业投资信心，有必要进一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债务结构，适度扩大中央的负债规模和比例。同时，进一步完善地方债务管理和处置机制，继续实施地方债务置换，加快政府融资平台转型，引入证券化等手段盘活企业存量资产。

　　其次，实施更加适度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事实上的“中性偏宽松”。重点关注化解过剩产能和资产重组工作，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流动性支持。

　　同时，金融改革尤其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加速。下一步，将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完善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保持汇率弹性，健全资本市场制度体系，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世界“宏观经济矩形”

　　　处于结构调整的新常态

　　■董小君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

　　从现象上看，２０１６年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输入型”通缩与“供给过剩型”通缩叠加的压力。一方面，强势美元带来的“输入性通货紧缩”，中国经济面临资金外逃的风险。另一方面，供给过剩造成经济基本面下行的风险依然存在，当企业高杠杆率与经济下行周期碰头时，负面效应还会产生相互放大作用。

　　但从本质上看，中国经济新常态只是世界经济新常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本轮危机之前，世界“宏观经济矩形”平衡发展，世界经济经历了长达２０—３０年持续增长“大稳定周期”。次贷危机破坏了这一稳定的“旧常态”。世界经济正面临深度的周期性调整。

　　历史规律表明，经济下行周期，正是实体经济“基础性创新”的爆发期。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影响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产业政策着眼点从需求方的政策转向了供给方。不同类型的经济体纷纷提出了自身的战略，如美国“工业互联网”、德国“工业４．０”战略。中国也不例外，正努力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构建经济良性循环体系，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与欧亚国家形成新的产业循环体系，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另一方面，明确提出“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与“互联网＋”战略，努力从传统的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通过供给侧改革，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全方位地为下一周期的繁荣做准备。

　　　２０１６年中国经济

　　　仍将处于Ｌ型的底部

　　■冯俏彬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纵观国际国内形势，我认为２０１６年中国经济仍然将处于Ｌ型的底部，调整下降趋势不可避免。

　　主要原因是，第一，随着中国经济体量成为世界第二，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已十分紧密，相互作用关系日益显著。第二，从国内看，各方面的调整远远没有完成。供给侧改革处于上弦之时。以互联网为主的新经济虽然在成长之中，但体量仍小，不足以替代传统制造业衰退后留下的巨大空间。一些制约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制度性因素还没有实质性消除。

　　对于结构改革。党中央、国务院以极大的决心推出了一些重大改革措施，但改革非一日之功。

　　同时，以补短板为目标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历经艰难之后，一再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顺利并轨、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医保正式启动等称得上是改革画卷中最引人注目之处。

　　今后一个时期，应重点加强金融方面与国际市场的互动，防止全球金融风险对于国内经济产生过于强烈的影响。国内则要做好供给侧改革这篇大文章，一是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应进一步明确改革方向，增强各方面的信心。二是对于已经推出的各项改革，要有实质性地落实、评估、改进措施，要用行动让社会各方面看到改革的进展情况。三是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一方面为处于艰难调整期的传统产业做好各类托底与保障工作，另一方面要破除各种利益纠缠，为“互联网＋”经济打开更加广阔的成长空间。四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来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依法治企是企业改革

　　　和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石

　　■高明华 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理念，依法治国落实到企业便是依法治企，依法治企直接关系到企业改革的成败以及可持续发展，进而影响到中国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

　　依法治企需要企业相关法律的立、改、废、释，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法律需要尽快启动修改或新立。

　　一是《国有资产法》。至少应修改两个方面：其一，国有企业必须分类，每类国有企业应该具有纯粹功能。其二，国有资本交易程序的规定必须客观，符合市场原则。

　　二是《公司法》。修改主要是确保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的权责明晰，保证权力和责任的对称，并实施到位。应特别强化三个方面：其一是保障中小投资者在股东大会中的权利。其二是明确董事会是股东和公司的受托人。三是要确立总经理在经营层的权威和“一把手”地位。

　　三是《证券法》。其一是加入集体诉讼和索赔条款；其二是加入内幕交易处罚条款；其三是加入强制分红条款。目的是通过保证投资者收益，以及提高违规成本至违规者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程度，以最大化投资者权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