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发生的“ 林毅夫张维迎之争 ”，其实仍是个老话题：政府的角色。钱颖一教授曾在2000年发表《市场与法治》一文，提出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概念，并分析了市场和法治的关系以论证好坏市场经济的成因。2003年，《比较》刊发其《政府与法治》一文，立论于政府与法治的关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继续探讨好坏市场经济的制度根源。如今，旧文重登，期待对读者有所启发。

　　“政府与法治”是“市场与法治”的延伸。无论是在对市场与法治关系的探讨上，还是在评判市场经济的标准上，政府这一角色在研究中都占据着关键地位。政府可以说是市场与法治相互关系中的核心纽带。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践到了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时刻，深入地在理论上探讨法治、市场、政府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推动政府角色在市场和法治的背景下的转变，不仅是学者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 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

　　“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在2000年初提出是缘于我国当时的环境转变。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一直到90年代初，理论界的注意力集中在计划与市场之争，因为这是在当时经济现实中的主要矛盾。因此，那时候要论证的是为什么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在整体上具有优势。理论和政策争论的焦点是计划经济制度的弊病，搞得好的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以及市场经济的潜在制度优势。当时比较经济学所比较的主要是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体制的优劣。

　　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计划经济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基本结束，而且以失败告终。苏联东欧各国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也在1992年9月正式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知还是比较含混的。对于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归结到改革不彻底，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但事实上，这样的说法回避了较深一层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如果我们看一看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我们就会发现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虽然好的市场经济表明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但有许多市场经济搞得并不好。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改革不彻底这样的层次上了，需要进一步来研究不同市场经济的差别。这时候比较经济学所比较的对象是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的优劣。

　　人们对“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没有争议，而且都希望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但是究竟哪些因素决定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呢？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预测穷国的增长速度会高于富国，最终所有国家的收入水平会趋同。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增长的源泉，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根据新古典的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直接源泉是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以及“其他因素”，后者包括技术进步。最初的有关增长的经验实证研究都是把经济增长率对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做回归，其中的“剩余”便归功于技术进步。这是我们认识经济增长的有用的第一个层次。但它没有回答深一层的问题，比如什么因素决定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以及技术进步？除了技术进步还有什么因素包含在“其他因素”中？经济学家现在把潜在决定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水平）的第二层次的因素概括为三类：地理、开放和制度。

　　第一，地理因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理位置会影响它的经济发展。纬度决定气候，气候又影响生产环境和人的生产力；地理条件决定资源储备；地理位置（离出海口的距离）还决定运输成本。因此，地理与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地理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无法改变的，但也不完全如此，比如国家疆界的变动会改变是否有出海口的状况，又比如技术进步会改变气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象空调的发明就极大地提高了热带地区的人的生产力。

　　第二，开放因素。国际贸易和投资与经济发展有关系，开放不仅使现有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而且促进新思想的交流，引入新产品和竞争。开放既与政府的政策有关，也与地理有关，比如地处交通要塞的岛国，显然比一个远离国际市场的内陆国家在开放上更有利。开放的实际效果又受到国内制度的制约。比如同样实行开放政策的国家，有的就能吸引外资，有的就不能，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的制度环境的不同。

　　第三，制度因素。广义的制度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则，这些规则约束人的行为，决定人的激励，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与经济发展相关。制度与地理和开放也都有关联。比如，当地理环境使经济回报较高时，一个有利经济发展的制度就更可能建立；反之，便不大可能建立。另一方面，开放使得制度变化更有可能朝国际通行的方向发展。

　　总而言之，地理、开放和制度是目前经济学家们探讨经济发展较深层次的原因时的三类因素。虽然制度不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本文分析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焦点。

　　二、观察政府与经济人的三种视角

　　在讨论制度如何决定市场经济好与坏之前，我们首先要认识政府与经济人的行为（一种形象的说法是认识“市长”与“厂长”的行为）。经济学家们对此认识差别很大。但根据观察问题的出发点不同，经济学家大致有三种视角。

　　第一种视角的出发点是“善政府，恶经济人”，即政府的动机是秉公的，目的是为了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经济人的动机不仅是利己的，而且为了达到利己的目的不顾他人甚至不惜损人，经济人在做决策时是机会主义的。以这种视角看问题往往对市场持怀疑态度，对政府行为却比较乐观，相信政府都是为人民的，政府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好的。在讨论问题中，具有这种视角的人倾向于论述应该如何大力发挥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

　　第二种视角的出发点是“恶政府，善经济人”。虽然经济人有利己动机，但他们的机会主义行为会被神奇的市场规范好，从而达到好的结果。不能指望政府是为人民的，因为政府行为的本质可以是坏的或愚蠢的，政府失灵是普遍的。以这种视角看问题往往对政府行为很悲观，但对政府远离市场后的市场很乐观。在争论问题时，持这种视角的人通常坚持政府撤出后市场会自然地进入美好状态。

　　第三种视角的出发点是“恶政府，恶经济人”，即政府的行为和经济人的行为本质上都可以是机会主义的。因此，如果没有某种约束，政府的行为会是恶行为，同样，经济人的行为也会是恶行为。政府和经济人的行为会表现为善的行为，是因为受到了某种约束。在看待政府行为方面，第三种视角比第一种视角要悲观，因为它不自动假定政府是善的。在看待经济人的行为方面，第三种视角比第二种视角要悲观，因为它不自动假定抛开政府后市场自然而然就会进入美好状态。

　　与现实相对照，第一种视角对政府的动机和行为的假设在很多情况下显得过于乐观了。这种视角较难解释大量存在的政府失灵的现实。虽然第二种视角对市场的信任在很多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它没有追究市场之所以运行的原因，也就较难解释为什么市场在另一些情况下运作不好。第三种视角更为接近现实。如果说政府表现出为人民，我们要理解其中的条件。如果说市场会规范经济人的行为，我们也要理解其中的条件，而不是假定市场一定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