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经济发展的隐患与整体趋势不是发展减速问题，而是潜在的10大陷阱问题，到底是些什么陷阱？如何破解?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临的难题与课题,也是财税改革的思路与路径依赖。

　　【关键词】中等收入 十大陷阱 破解陷阱

　　一般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 3000美元至6000美元时似乎就会出现生产率和收入增长停滞的阶段。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点，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这是国际经验与经济发展规律。

　　一、“中等收入陷阱”倒逼改革

　　我国人均GDP 2013年达到6700美元，“中等收入陷阱”所显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中国已经十分突出，中国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百姓，从政治到经济，从城市到乡村，从社会到家庭，无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矛盾和对立情绪。把这种现实中的矛盾带来的情绪过分夸大当然不对，但视而不见，不承认它的存在，不认可国际经验，也是自欺欺人。

　　中等收入陷阱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不前的一种状态。其根本原因是：收入差距悬殊，基尼系数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五大特征，中国已全部具备这些特征。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中国如何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2014年4月30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研究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时，李克强指着手中的材料，肯定有关部门的修改建议，要求将便利化通关政策的表述由“继续推进试点”改为“全面推进”。“我们要加快改革进程。‘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政策就别再‘试点’下去了，要直接‘全面推进’，为企业提供更多便利。”“别再试点了”五个字说出了总理的急切心情。中国是总理急，部门不急；中央急，地方不急；经济专家急，经济主体不急；少数干部急，群众不急。面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多个陷阱，已经迫在眉睫了，我们再也不能不急了。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中国政革是倒逼的形式”。现在的中国，改革再也不是我们的主动行为，而是客观现实倒逼我们不得不改了。财税改革，1993年的税改相对来说有一定理论指导，当年中央财政已经岌岌可危，通过“分税制”改革，财政推进了一大步。但远远没有完成，当年存在的问题又一直拖着，后来问题越来越大。新情况、新条件、新台阶、新目标，倒逼我们不得不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的问题，重新设计新的改革方案。

　　二、中国的陷阱分析与破解

　　1、 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即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陷阱，也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陷阱。在10大陷阱中，转型陷阱是核心、是主体的，如何避开转型陷阱，是最关键的核心内容，其他陷阱是依赖主体陷阱问题的解决而程度下降，即使是“未富先老”这样的中国特有的陷阱，只要转型成功，“未富先老”陷阱，也是有办法解决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甚至认为：“转型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层次的重大问题。

　　按中国经济发展现状静态考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该包括下列10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方式由不可持续向可持续转变；二是由粗放、加工向集约、自主制造转变；三是由出口拉动向出口、消费、投资、创造发展转变；四是由结构失衡向结构均衡转变；五是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六是由投资拉动向技术进步转变；七是由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八是由第二产业带动向三大产业发展转变；九是由忽略环境向环境友好转变；十是由少数人、沿海先富向共同、全国全民富裕转变。

　　这10个方面基本概括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弊端和预期的优化发展方向。怎么做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课题。现在的问题是：看到问题不难，难的是如何解决问题。解决这10大问题的关键是要真心放弃GDP主义，不怕暂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面对问题求真务实，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落实在行动上。到底怎么做？任何专家和领导干部都不是神仙，没有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法，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公式往本地区经济模式上一套，就有成型的解决方案。

　　转型问题，有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的关键在于“听”，在发动群众集思广益。需要我们各级、各部门党政干部沉下去，心怀转型理论和新的经济发展方向，在基层直面实际问题、直面职工群众，一个一个问题地解决，决不能见到问题绕道走，遇到困难避而不见、不谈，更不要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宏观意识与大局观念。

　　我们的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人，往往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方案，就在我们身边普通群众的大脑里，他们最了解问题的实质是什么，谁是阻力，谁是动力，早就有出以公心的解决的办法，只是没有人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罢了。他们找不到能认真听取他们意见的人，找不到发表意见的渠道。近20-30年来，包括民营企业的老板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国有企业和国有单位还要严重，按毛主席的“走群众路线”，什么难题都有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办法和避免陷阱的途径的法宝藏就在问题的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众中。如果我们抓住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老问题、新问题，在微机层面尽可能多解决一些，现实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就高一分。

　　宏观层面上，我们要从长计议，在制度建设上下工夫。一是政府放权，压缩审批，调动企业创造动力与活力；二是改革高考制度，除已经确定的两类高考制度设计外，更重要的是高考要选拔创新意识强的学生进入优质高校学习，高校要鼓励学生创新，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最终都靠创造发展起来的；三是加大教育拨款，不分国有与民营，按培养人才数量依标准拨款；四是建立低水平的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早日规范化；五是建立地方税收体系，中央上收省级财政自由支配权，削弱省级财政，甚至省级行政经费可直接由中央财政拨付，中央向县、市财政让利，加大县市经济体的财力。

　　在公共服务上，要提高教育等服务品质。如高教，是不是可以让北大、清华等排名前10位的高校在每一省会城市合并一所当地顶尖高校，称为“北京大学某省分校”、“清华大学某省分校”、“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某省分校”，统一按北大、清华、复旦与中国科技大学的标准办？

　　2、 拉美陷阱。

　　拉美陷阱，或称差距陷阱。20世纪7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如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前曾出现过一段发展较快时期。但是，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后，收入分配差距两极分化趋势越来越大，弱势群体增多，城乡差距扩大，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社会陷入动荡，政局不稳，经济增长持续低迷。

　　“拉美陷阱”的典型表现是城市化畸形发展。由于缺乏规划，当农村人口短时间内快速流入城市，城市没有足够的能力为迅速增加的外来人口解决住房和基本服务问题(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电力供应、给排水等)，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

　　中国同样不同程度地存在拉美各国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城市化失衡造成环境恶化、失业人口较多、公共服务不足现象。也有过度城市化带来的现代城市病，高房价、高地价已经不可持续了，农村、农业问题比过去更加让人端心，土地大面积荒芜，特大城市人口生活品质下降，空气污染、水资源不足、交通拥堵、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严重短缺等，整个城市陷入棘手的危机之中。

　　中国还有一个特有的历史问题，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限制人口流动并与社会福利、公共服务挂钩的户籍制度。有人认为正是户籍制度制约了城市混乱与动荡，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试设想：如果偶发事件引发大规模区域或全国性群体事件，这些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其破坏力是惊人的。

　　解决拉美陷阱问题，必须调动农民和地方政府解决本地区的城乡差距的积极性。一是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必须涨价。粮食涨价不是小涨，而是要大涨，稻谷、小麦要涨到500-600元一担，才是相对公平的。工农产品剪刀差比过去厉害多了，主要农作物产品价格太低，土地抛荒是比价差距太大带来的，而且目前的农业与农村补贴，有腐败因素，实地调查结果是在有的地方国家花钱买的是党与群众的距离而不是感激，花钱买的不是劳动积极性，而是鼓励懒惰。因此，要取消现在的农业补贴形式，提高商品粮收购价格。粮食涨价，肯定国内粮食比国外贵，那是花钱给较少接受教育者设置就业岗位，为城市富余资本找投资项目，为土地资源不致浪费，为疏散盲目进城务工者，为90后人群培养农业劳动力。

　　二是完成地方税制体系建设，摆脱土地财政依赖。地方税制体系推迟20年没有建立，是中央税基本满足了要求，导致地方税体系立法惰性，地方财力长期不足、支出责任增加是带来诸多社会差距与矛盾的祸首，使地方党政机构和官员社会道德形象受损。而且与收入、城乡差距交相辉映，是产生各种社会矛盾的源泉之一。如果地方政府不摆脱土地财政依赖，土地政策没有大的突破，干群矛盾与突发性事件不可避免。中央税与地方税分配、管理、立法权等，必须重新设计，地方税立法权部分下放给省级人大，中央只作原则性规定。

　　三是公共服务在各级政府中明晰责任和财力来源。政府财力支出主体应为公共服务，对公共服务必须在理论上分类，实践上分部门，责任上分级，支出标准全国统一，以立法形式固定。

　　四是改善教育、卫生、社保统筹与管理标准规范。全民应该共享的最大公共产品是教育、卫生、社保三项，这三项公共产品必须全国统一、全国统筹，最低也要大经济区统一标准。关键是要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如教育：中央政府应负责知识文化教育类的顶尖高等教育，省级政府应负责技术文化教育类的高等教育，地、市政府应负责基础教育的高中教育和技术文化教育类的中职教育，县（市）应负责九年义务教育，乡镇应负责幼儿教育责任。

　　县以上政府直属的基础教育和幼儿教育全部交由乡镇和县市政府管理。而社保必须全国统筹，全国统一标准，严格按征收标准由地方税务机关征收，适时把社会保障费征收，改为社保税，强制征收。其中的医疗保险与国有医院设置，按病情大小设置，大医院不设感冒发烧、慢性病、小外伤医治项目，把医疗资源扩散至各类城市，优质医院可以并购中小城市低质医院，建立全国的医院品牌系统，政府切实负起医疗责任，以救死扶伤为宗旨，医生不管经济效益，专攻医疗技术，公立医院只管救死扶伤，不管赚钱亏损，如有亏损除管理责任外，由医疗统筹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统一待遇，取消官员特殊医疗待遇。

　　五是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让竞争与垄断成为常态。对竞争与垄断，重新定义，反对政府垄断，支持“自然垄断”继续存在，对垄断企业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与建立用户代表最终决策权制度。取消食盐、香烟垄断经营，支持电力、铁路、能源等重要行业垄断经营。维护城市供水、供电、供热等自然垄断，但允许优质民营企业参与经营。禁止进入的行业和领域，垄断经营的行业或领域由法律明确规定，即负面清单。在此基础上实行全国统一市场，严禁法律以外的垄断行为。

　　六是取消建国以来建立的地区、民族与人口特权。在坚持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人才流向倾斜政策外，要取消任何地区、民族与人口特权，包括干部公车、医疗（养）与少数民族学生高考加分等特权，民愤情绪一般都是源于特权，没有了特权，妒嫉心理就不会产生。要有特权的话，只能给弱势群体或残疾人。而且，要说干就干。

　　七是坚持市场效率原则与政府公平原则协调发展。市场效率原则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政府公平原则是政府的根本，两个根本都不可动摇。捐赠是第三力量，捐赠自愿原则与民间原则也不可动摇。市场经济必然出现财富两极分化，这是能力与效率的客观表现，如果仅仅是能力与效率的体现，社会矛盾就不会激化，激化矛盾的是行政权力进入商业领域，干涉商务活动，行政权无限扩张，国家权利部门化，为部门为少数群体谋利益，形成新的利益集团，这很可怕。目前的反腐，实际上是“打击结果”，但没有涉及制度本身，也没有从制度上把权利关进“笼子”。需要在权利设计与权利运行上设“笼子”，如不允许官员与商人接触，不允许官员到民营企业视察等，都要作为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常识规范出来。

　　3、 福利陷阱。

　　福利陷阱是指二战后的福利国家通过创办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包括养老、医疗、生育、工伤等高福利政策，以调节缓和矛盾，保证经济生活平等和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制度。瑞典作为社会福利的橱窗号称完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高福利的弊病不可忽视。如希腊政府一遇经济危机，政府靠借债度日，维持不下去。2008年危机爆发前，由于慷慨的福利体制和丰厚的退休金，希腊人平均退休年龄是53岁，在发达国家中可谓首屈一指，每年还有多达6个星期的休假。

　　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现在成了一个焦点话题，如何缩减贫富差距，如果政府通过福利政策来缩减贫富差距，目前实行的福利政策和制度本身有问题，先要改革福利制度，用正确的福利制度来矫正收入分配不公现象。2009年，中央财政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7426.48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10.8%。而2008年美国仅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就为29.5%、德国为54.3%、加拿大为45.4%。

　　马骏、张晓蓉等撰写的《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达到18.3万亿元。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冲击下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国家福利制度的成熟运行和社会的稳定有一个过程，福利陷阱问题不仅仅是社会保障领域的问题，它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平衡关系。中国的福利制度过去仅存在少数人口中，绝大多数民众的社会福利才刚刚起步，但也存在差距、标准与普及的矛盾和问题。

　　福利并不是政府给公民的施舍，而是公民自己缴纳的保险，它是社会保底、保命、保弱、保残的人文关怀机制，它是通过全国统筹实现“大规模挖高填底”，实质是公民互助的公共福利性产品，原则上政府可以不予补助。但养老保险，因历史原因，建国60多年，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没有交纳养老保险金，至今没有建立养老保险机制，这个历史老帐，必须由国家财政解决，也可以用出卖国有资产或国有企业上交利润来解决。

　　养老保险决不能向高标准看齐，最多只能是中等水平。目前的难题是公务员的养老金标准相对较高，而且在退居二线时或退休时给提高一档，如果都向公务员看齐，不仅社保金不足，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连续10年提高企业养老措施应该止步了，公务员的养老金不正常操作要停止了。北欧福利社会制度不可持续性是不可取的，中国应保持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养老保险平均水平，要与在职工作人员年收入中等水平才算合理，但行政级别高，职称高的人不能与普通工人比，二者的劳动贡献是不可比的。

　　延迟退休年龄是中国客观的必然，而且不能实行高标准退休费，社会福利涨上去容易，必然皆大欢喜，但降下来却是不可能的，它也是刚性的。除养老金压力外，医疗保险的压力是潜在的，没有医疗、过度医疗与浪费医疗资源的现象同时存在，我们要设计保全民基本医疗、反对公务员单列公费医疗，禁止过度医疗，根除浪费医疗资源的现象。全国社会保险要尽可能早地实现全国统筹，一方面要量入为出，反对特权，公平保底，另一方面对急重危患者，不用“等钱救命”。社会保险与经济水平基本实现同步，决不能过度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