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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箴言锐意改革 建构中国经济智库新高地
2014年03月11日 16:55 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身逢盛世,我们必须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建设好中国的智库高地,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全国两会前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办的“2014年经济形势座谈会”后,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部主任李扬教授回答中国经济网记者提问时。智库是一种特殊的专业研究组织李扬认为,智库是一种特殊的研究组织,举凡机构目标、治理机制、人员聘用、考核机制、激励机制、资金支持体系等等,均与国内现有的各类研究机构和大学不同。“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我国未来改革框架,基于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及所属各研究所的研究专长和学术积淀,初步确定宏观经济运行、中国发展道路、体改转型与结构调整、城乡一体化与城镇化发展,国家风险、全球治理、以及生态文明等七个方向作为经济学部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李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功能;学术;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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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箴言锐意改革 建构中国经济智库新高地——访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中国经济网记者苏兰/摄

  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3日讯 (记者苏兰) “1894年到2014年,整整两个甲子,整个世界堪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由痛心疾首、图变图强,走上如今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康庄大道。身逢盛世,我们必须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建设好中国的智库高地,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全国两会前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办的“2014年经济形势座谈会”后,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部主任李扬教授回答中国经济网记者提问时,说出了上述这番与时代共鸣的话语,诠释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薪火相传的历史使命感和独立学术精神。

  发展现代智库当务之急:创造利于发展的体制机制

  全国两会召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再次成为世界焦点。两会前夕,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在全球6826家智库中,中国社科院蝉联亚洲和中国两个第一。

  李扬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专访时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之所以能在亚洲和中国智库中一直保持遥遥领先的地位,得益于多种因素。其中,拥有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几乎所有领域的完整的学科体系,四千名现职研究人员和三千名资深研究人员,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科学精神的积累和传承,是成就中国社科院如今之地位的主要因素。

  面对独有的优势和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曾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三任专家委员、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和论文奖的李扬先生有着学者的淡定和从容。他告诉中国经济网记者:“客观地说,由于多种原因,中国迄今并无真正的智库,智库建设也只是近年来才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如今所以有必要大力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一是由于社会、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事务日趋复杂,必须组建专门队伍,从事系统深入研究,并向决策者提出专业性对策;二是政府决策程序日趋民主化,党和政府决策越来越注重面向社会征询意见,集思广益。可以说,如今在中国发展智库,正当其时。”

  论及中国社科院的智库功能,李扬冷静地指出:多年来,中国社科院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国家智库的功能,但是,我们虽有众多可“出点子”的研究人员,但失之单兵作战、良莠不齐,甚至低水平重复;虽然间或有产生一定政策影响的成果,但缺乏持续性、配套性和全局性;虽经常有研究人员应邀发表政见,但始终未形成合力,致使成果细碎,不成系统。

  总之,社科院虽有大量可能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的成果和潜在能力,但由于缺乏总揽全局和战略层面的统一制度安排,缺乏作为智库应有的体制机制,智库功能远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整合社科院现有力量,调整其现有功能,创造有利智库发展的体制机制,是当务之急。

  李扬告诉记者,刚刚结束的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年会,已经对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智库的整合做出了部署。

  智库是一种特殊的专业研究组织

  李扬认为,智库是一种特殊的研究组织,举凡机构目标、治理机制、人员聘用、考核机制、激励机制、资金支持体系等等,均与国内现有的各类研究机构和大学不同。也就是说,不是有了人、财、物,就一定能够建成现代智库。现代智库应具备独立性、科学性、建设性、人力资本密集、影响力等五大要素。

  所谓独立性,指的是智库既非政府的政策研究室,更不是它们的宣传部门。它们秉承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致力于提供专业化的知识、信息和多种选择可能,帮助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惟其独立,它们才能客观地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历史考验的研究和判断。

  所谓科学性,指的是智库的研究以深厚的学术积淀为基础,以科学的理论和现代方法为依凭,掌握详实可靠的数据和资料,用简洁易懂的方式说话。惟其科学,智库才能获得公信力。

  所谓建设性,指的是智库的研究不能满足于发现问题,也不能以批判现实、发牢骚为能事,而应着眼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智库将深厚的学术积淀与缜密的政策设计密切联系起来。要做到这一点,显然需要智库的研究人员不仅是精通学术的行家里手,还应是深谙世情、国情的优秀实践者,同时还应具备熟悉各类操作方案的精明的管理者素质。

  所谓人力资本密集,指的是智库的研究人员皆为各相关领域的顶尖人物。我们看到,世界排名在前的著名智库,多数仅拥有几十名研究人员,其中不乏获诺贝尔奖金的大牌经济学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卸任之后受聘于全球第一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又一次向我们展示了国际一流智库的用人之道。

  所谓影响力,至少包含四方面内容,一是决策影响力,即能够影响决策者,影响大政方针;二是社会影响力,即能够引领舆论和社会潮流;三是学术影响力,即对理论界和理论研究产生影响;四是国际影响力,即能够掌握国际话语权。

  李扬总结道:毫无疑问,智库的根本追求是产生影响力。但是,其影响力是建立在独立性、科学性、建设性和人力资本密集基础之上的。失却了这些,智库的影响力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必须处理好学术研究和智库的关系

  论及我国智库发展及发挥社科院智库功能问题,李扬认为,首先要做的是对现有机构的各类功能进行分类和重新整合。这主要是因为,迄今为止国内所有自称自诩的智库,在初建之时,都不是按照智库模式设立的。目前中国的智库中,高等院校和国家专设的研究机构是主体。但是,这些机构通常是教学、科研和智库功能并存,而且,在实际操作中,通常是教学(大学)、科研(专业性研究院所)功能占优;行使智库功能,至多是少数教授和研究人员兴之所致,时断时续的“副业”。

  李扬以中国社科院为例,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研究类机构很难直接发挥智库功能的原因。他指出:社科院研究资源的基本组织形式——研究所——并不是按照发挥智库功能的方向设置的,从历史上看,它们形成的根据或组建的路径主要有三:一是学术研究型,即:与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相对应,组建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所;二是与党和政府的行政管理架构相对应。这些研究机构一般会明确对应若干党和国家的部门,并适应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和管理机构的变化而变化。三是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外交事务需要而倡导组建。

  然而,无论通过何种途径、为何目的设置,进入中国社科院体系之后,所有的机构都努力向学术研究型研究所的方向发展。原因很简单,在社科院,与所有研究人员及研究所发展利害攸关的资源,诸如编制确定、职称评定、课题立项、职务升迁、经费拨付、获得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资格、参加国内外会议,乃至社会影响等等,都是以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为基本依据、出发点和归宿的。另外,社科院广大学者,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者,对自古以来“士”的传统的体认,也限制了智库功能的发挥。在大学,由于其主体功能是教学,所有的机构和人员都主要向教授看齐,其评价体系一般也不认所谓“对策研究”的账。

  李扬认为,在本质上,学术研究(包括教学)与智库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功能区别,其要点有五:其一,学术的目的是锻炼学理、观点和理念;而智库的要义是运用现存的学理、观点和理念阐释现实问题,提出政策建议,解决实际问题。其二,学术是“荒江野老屋中三两素心之人商量培养之事”(钱钟书先生语),相当程度上被学者个人之志趣左右;而智库则有明确的目的和效率指向,它要求汇聚各方专家,动员各种资源,平衡多方观点而形成共识,它体现的是机构组织的共同看法。其三,学术追求的境界是“十年磨一剑”,讲求厚积薄发;而智库则要求及时、迅速做出反应,最忌延误时机。其四,学术成果优劣的判别依据在于知识的积累与传承;而智库成果的判定标准则在于是否能在国家政策中得到体现,是否被相关领导和部门关注,是否在社会公众中产生影响。其五,学术发展的过程高度依赖于“养士”机制;而智库的运行则重在“用士”,等等。

  正是由于学术研究同智库之功能与运作模式如此不同,显然必须有适当的体制机制安排来妥善处理两类功能的关系,方能使其各自发挥最大作用。

  有鉴于此,李扬认为,中国发展智库的第一步,就是对现有研究机构和大学进行功能整合,将智库从原有的各类机构中分设出来。

  智库研究方向的设定

  智库作为一类特殊的研究机构,当然也须设置若干研究方向。值得注意的是,与科研教学机构不同,智库的研究方向比较概括,而且强烈体现问题导向意识。例如,全球智库排名第一的布鲁金斯学会,其研究方向就仅确定了经济、外交、全球经济与发展、治理、都市政策等五大方向(program)。总结起来,智库研究方向的设定主要遵循如下五项原则:

  第一,国家经济、社会、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中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综合性、长期性的重大问题。智库设置研究方向,强调问题取向,而舍弃学术取向和学科建设取向。这是其与普通科研机构和大学区别最大的地方。

  第二,研究方向应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稳定性。具有包容性,便利将多种可能和来源于多个方向的“应急”问题纳入常规化研究程序之中;具有稳定性,便于打造自己的特色,同时尽可能克服传统课题制的弊端。

  第三,有强大的数据库支撑,便于以数字化的载体长期积累研究成果,并获取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研究手段。

  第四,在每个研究方向上至少有不少于一名的领军式专职人员。

  第五,在一定时期中,研究方向相对稳定,若情势发生变化,则可迅速对之进行调整。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我国未来改革框架,基于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及所属各研究所的研究专长和学术积淀,初步确定宏观经济运行、中国发展道路、体改转型与结构调整、城乡一体化与城镇化发展,国家风险、全球治理、以及生态文明等七个方向作为经济学部的研究方向。”李扬如此说。

  时代的命题为每一位学者提供了实现价值的空间和土壤。然而,任何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犯其至难,图其致远”,向至高至难的地方冲击,才能够达到至臻至美的境界,向至高至难的地方发起挑战,才能够达到最远的目标。期待着李扬率领的团队早日实现目标,为国家建言献策,无愧于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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