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抗战文学，读者普遍的印象是：经过几十年的积淀，成果丰硕、成就斐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世界战争文学版图中却依然处于边缘位置。这意味着当下抗战题材文学创作面临的挑战即是，如何面对沉甸甸的抗战文学遗产，又该如何与世界对话？

　　在8月27日中国作协举办的“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上，中国小说学会会长、评论家雷达直言，对中国抗战文学，我们还缺乏客观的认识。“既然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战文学自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对于抗战文学，我们一度过于强调政治性和党派分野，有一定的片面性。而相比世界上经典的战争文学作品，我们又妄自菲薄。“这两种看法我觉得都有偏颇。实际上，我们的抗战文学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民族气魄，即使放在世界文学里，也是不可小看的。”

　　虽然如此，需要正视的问题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抗战文学领域还没有出现具有世界广泛影响的大作品，也还没有出现伟大的战争小说。在雷达看来，这是需要检讨和深思的问题。“我最近读到河北老作家徐光耀的日记，他有一个反思。他说，他的《平原烈火》只是一张皮，虽然记录得很原始、很深入，但透过这张皮，却看不到更深刻的思想，也看不到对战争的深刻思考。他反思自己缺乏思想，而一个能写出大作品的大作家，往往也是一个思想家。应该说，这样的反思，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因为思想高度确实会影响作品的深度。”

　　以雷达的观察，几十年以来的抗战文学，大多数作品缺乏伟大的人文情怀，对人的理解也没有真正深化。“很长时间里，中国抗战文学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只讲单一性不讲复杂性，只讲显意识不讲潜意识。这是有问题的，抗战文学虽然写的抗战的大背景，但最终还是要回到写人上来，国外的战争文学在这一点上并不含糊，我们却一度发生了很大的偏离，这就是差距所在。”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抗战文学不曾触及人性的深度，只是没有把它推向一定的高度。解放军总政治部艺术局原局长、评论家汪守德举例表示，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至今读来依然让人感到震撼，因为它解剖的是中国人的人心，中国人的灵魂，它在刻画战争给人带来灵魂的伤痛上已经走得很远。“遗憾的是，丁玲的创作没有继续往这方面去深入探索，而中国作家写抗战，多数还没达到丁玲的高度，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在写肉体的疼痛，写怎么遭到日军的杀戮，或其他一些方面，但是没有进入到灵魂深处去写中国人的伤痛。”

　　也因为此，中国抗战文学可以说还没有和世界接轨。在汪守德看来，我们长期以来对抗战文学认识有偏差，认为抗战文学要表现的先是抗战，然后才是文学。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个领域，我们基于政治判断和道德判断相对多一些，基于民族历史、个人历史及人性方面的判断相对少一些。“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抗战文学首先是文学，然后才是抗战，如果连一些基本的问题都没解决好的话，我们很难去和世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