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造成武汉封城，全国各地进入区域性防控、停工停产、民众居家隔离。在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网络经济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生存方式，网络公共领域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微视频等自媒体平台，成为抗“疫”斗争条件下人们社会交往、信息接收、价值评价和价值传播的重要手段。怎样正确应对网络公共领域纷至沓来的复杂信息和各种呼声，如何看待网络公共领域中精英点评、大众跟帖、社会关注的话语权及主流价值引领，这是疫情防控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网络公共领域的三大话语权及其价值取向

　　大众传播全媒体化的强劲发展，对现代城市—社区的市民网络公共领域兴起，起着催化和媒介作用。“公共领域”反映了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同发展模式，也是近代社会文化交往机制的表现。主要是指不同话语权主体通过一定传媒，以沟通、交流、对话和论辩等方式，表达其意愿、诉求和观点，进行“相互理性交往的空间”。“话语权”是公共领域新闻自由及其“表达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民一项不可让予和剥夺的民主权利。无论公共领域的交往主体、交往关系、还是传播形式及结构都包含了对话语权的公共性与合法性诉求。

　　当前，我国网络公共领域至少包括三大基本维度的话语权，即“政府—意识形态话语权”、“市场—精英话语权”和“社会—大众话语权”。“政府—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党和国家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以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导向的话语体系。“市场—精英话语权”是在市场经济层面反映多元利益诉求、多样价值取向，以市场需求和交换价值为主导的话语体系，一方面以“小众”的理论和学术研究为先导，敏锐反思、预测和洞察国家发展趋势和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及学术影响力等各种渠道反映大众社会心理、公共舆论乃至影响国家决策。“社会—大众话语权”是以城市、社区的市民及网民为主体，体现了公众对许多关乎社会民生及公共利益问题的态度和呼声。大众话语权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网络问政”等方式影响国家公共决策。

　　改革开放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必然催生出多样性价值诉求和公共领域话语权的价值分化。如网络公共领域的三大话语权中，“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比较侧重于公平正义的制度伦理，体现了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市场—精英话语权”比较侧重于自由平等和交换关系的经济伦理，反映出不同利益诉求的“多元价值体系”；“社会—大众话语权”比较侧重于人们日常生活道德判断的善恶取向，反映社会公共利益诉求的“大众价值体系”。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主导地位，必然形成“一元主导多样并存”的价值秩序。所谓“一元主导”，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主导的价值引领。所谓“多样并存”，反映了社会经济基础多元化所导致的多样性价值存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

　　二、疫情防控下网络话语权的结构性关系与实践整合路径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基于网络公共领域自媒体传播的开放性、快速性、互动性技术支持特征，网民以“QQ群”、“微信朋友圈”、“关注公众号”、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为平台，可以随时随地转发关于疫情的各种消息和突发事件视频。网络公共领域既给网民提供了信息接收便利，也潜藏着各种话语权的价值评价与交互性纷争。有些门户网站和大咖为吸引公众引眼球，纷纷发布形形色色的消息、述评，使网络信息平台上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阻击战中，网络公共领域三大话语权的互动与争纷，进一步凸显了“政府—意识形态话语权”关注民意、回应舆情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和价值引领。主要表现在：

　　一是，“政府—意识形态话语权”权威性和公信力，是网络公共政治领域“市场—精英话语权”和“社会—大众话语权”关注和价值评价的重点，即“支配性”政治系统自身的规范与公信力对主导核心价值权威评价构成一定的变量关系。“政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首先基于自身的规范性、表率性。这次疫情突发，暴露了地方政府少数官员工作不力、管理混乱。对此，党中央经调查立即采取措施，决定免去湖北省原省卫健委党组书记和主任职务，由湖北省省委常委兼任两职。网络公共领域传出“一问三不知”的湖北省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工作态度恶劣的帖子，在新闻播出当天就被免职。党中央积极有力地正面回应大众呼声的湖北省人事变动消息很快被公众刷屏，让疫情暴发中的民众为之振奋，抗疫信心十足。十天建成“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急群众所急，迅速建成13座方舱医院，采取对所有病人“应收尽收”。让人再一次感受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举国动员”制度优势和所承载的“以人民为中心”、“生命至上”的国家信念；“万众一心，共度时艰”的民族精神。而“党员突击队”、“插管敢死队”的抗疫前线报道，更彰显主流话语权核心价值的巨大正能量。

　　二是，“社会—大众话语权”的规范性和正当性，成为“政府—意识形态话语权”信息管理，回应舆情、价值引领所面临的新课题。在疫情突发初期，由于对疫情认识有一个过程，且疫情是危及社会公共安全的重大事件，容易引起群众恐慌和社会动荡，国家层面的确认需要慎重起见。随着出现奋战一线驰援武汉的医生因公殉职，网络公共领域引发了如何看待“吹哨人”舆情。为切实回应大众关注，消解舆情事件负面影响，人民日报、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和有关政府部门很快回应了此事，并给予殉职医生客观公正的评价。事实上，反思这一突发舆情，会发现这一事件既体现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话语权的边界界定难题，又体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待改进完善的问题，也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网络公共领域话语权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领域和问题。一方面存在网民个人素质差异、大众社会心理焦虑，公众舆论情绪化，以及外在各种势力干扰等风险，稍有不慎将会给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存在带来极大隐患；另一方面网络公共领域的“社会—大众话语权”和“市场—精英话语权”对政府官员及其公权构成强大舆论监督的同时，也推动国家危机处理机制走向更加开放的现代治理体系。

　　三是，“市场—精英话语权”的专家建言、仁人志士的爱国义举和社会精英的学理论证，不仅对公共舆论、公众评价及政策导向发挥了专业化解释力，而且为国家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了科学性论证和建设性意见。从医疗卫生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是非常专业的医疗行动，需要根据传染病防治法采取防护措施，制定救治方案。疫情中，网络公共领域传播和转发着一篇人民日报微公号文章《他们，是院士也是战士》，感动了无数人。报道记录了疫情逆行的钟南山、李兰娟等院士不顾年过古稀，奔波在抗疫前线。他们不仅是专家，为前线医护人员的治疗方案和手段提出专业技术指导，为国家应急处理提供有力的科学论证；他们也是战士，危急关头面向公众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对稳定社会，凝聚共识，增强民众信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社会治理看，疫情的防控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根据突发事件应对和协调各个领域，统筹各方面资源。在抗击疫情的最关键时刻，各界企业家、仁人志士等社会精英在党和国家领导下，以强烈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感回报社会、彰显大爱。百度捐款超3亿，阿里巴巴捐款高达10亿，华为捐款捐物达1亿3千万。据官方发布信息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170余家（批次）科技互联网企业启动驰援方案，助力疫情防控工作，涉及资金及相关物资价值总额累计超过43亿元人民币。全国共产党员自愿捐款达47亿多。还有那些为赢得疫情阻击战的胜利而无畏献身的医护人员、警察、公务员，人们将永远铭记在心。很显然，疫情防控下的“市场—精英话语权”的专业化支持，对“政府—意识形态话语权”和“社会—大众话语权”有机互动，形成了专业知识性支持和市场资源配置性支持的有力保障。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网络公共领域三大话语权各自指向明确，运行方式各有不同，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举国动员”体制优势和制度自信，而且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精神。但是，网络公共领域各种类型化的话语权表达，无不以最具根本意义的利益表达为核心诉求，网络公共领域三大话语权同样离不开公众现实利益的实现和保护，离不开现实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更重要的是，它们在网络公共领域中能动地反映并有力构建着现实社会，只有通过有效的制度引导与不断完善的网络公共领域治理方式，才能不断推进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在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不断提升网络公共领域的话语权系统性建构水平，以形成良好的联动机制，促进网络健康和谐有序稳定的发展，为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破除各种发展风险做好现实服务。

　　（作者系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