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发起方,中国的动力是内生性的。中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路径选择与策略,都是对现有国际秩序不可忽视的建设性重大举措。

　　作为备受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全球治理一直以来对特定领域或特定议题的研究、对国际社会应对各种挑战提供了诸多思路和方案。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治理赤字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愈发凸显,现有治理机制和安排面对全球问题“力不从心”的表现,让世界各国热切期望全球治理的新引领和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新供给。客观上,需要包括国际政治在内的多学科进行跨领域视角研究全球治理,补充新型的、有效的知识供给和方案选择,应对复杂多变的困难和挑战。

　　既有国际公共产品研究的困惑

　　一般来说,只服务和适用于本地区、其成本又是域内国家共同分担的国际性安排、机制或制度被称为“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与之相对应,服务于全球、成本由全球范围内国家共同分担的国际性安排、机制或制度可以被称为“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出现了“区域内国际公共产品”和“区域间国际公共产品”的区分。

　　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实践中,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同上述定义存在着较为鲜明的差异性特色。比如,上海合作组织虽然其成本由域内国家承担,但其服务已呈现外溢性特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本由成员国承担,但其服务具备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双重特征。因此,从全球和区域概念来定义新型国际公共产品,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中,既有的国际公共产品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供给、制度和三个经典模型(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困难)上。这些研究从经济学视角切入较多,且基本都是基于二战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以特定议题研究为主。比如,有西方学者认为,几乎不存在一个行为者愿意去支付公共产品的成本。而中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实践,恰恰就是在承担这个“几乎不存在”的角色,并且欢迎各国“搭便车”。这一方面反映出该领域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提高;另一方面又说明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仅是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公正方向发展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