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历史研究》是第一个由党中央决定创办的全国性的历史类学术刊物。在《历史研究》创刊初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是这个刊物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

　　195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已经走过了60周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历史研究》出版之前，已经有几个地区性的历史刊物。《历史研究》是第一个由党中央决定创办的全国性的历史类学术刊物。1953年10月，我被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作为一个刚刚踏进史学之门的青年，我有幸在一些史学前辈的领导下，参加了刊物创刊初期编辑部的一些具体工作。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段日子。

　　1953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这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员名单，陈伯达为负责人，成员有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杜国庠、胡绳、尹达、刘大年等。9月21日，陈伯达主持召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出版一个全国性的历史刊物。当时还未确定刊物的名称。10月，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郭沫若未参加），确定刊物名称为《历史研究》，编委会由党内外17位史学家组成，郭沫若为召集人。会议还确定刊物的主编、副主编由尹达、刘大年担任，负责具体工作。1954年2月，《历史研究》创刊号正式出版。《历史研究》的出版及其编委会成员的组成，体现了新中国史学家强大的合力。在《历史研究》创刊初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是这个刊物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

　　刘大年同志（本文随后提及一些史学前辈时，不再称同志或先生）在《〈历史研究〉的光荣》一文中已说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与《历史研究》的创刊有直接联系。陈伯达曾经对尹达和刘大年说，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1956年1月，康生在怀仁堂举行的一次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说，陈伯达提出了“百家争鸣”问题。陈伯达听了连忙递上一个条子，声明不是他提出的，是他向毛主席请示办《历史研究》的方针时，毛主席说的。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所查档案，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艺术问题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这时距离《历史研究》创刊已经两年了。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毛泽东在1953年九十月间就提出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1956年4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而“双百”方针在《毛泽东选集》中见诸文字，则是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刘大年认为，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如果陈伯达正式传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提出的办刊方针，郭沫若撰写的《历史研究》发刊词肯定要写进去，这个意见是对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发刊词，虽然也提出希望“有心认真学习和研究的朋友们都请来参加这项工作”，但并没有提到“百家争鸣”。

　　为什么毛泽东以《历史研究》为突破口，提出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刘大年指出，这件事的背景，涉及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中郭沫若与范文澜的不同意见之争。毛泽东是一位对历史很有兴趣，而且历史知识十分渊博的领导人。他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以及后来有关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十分关注。他在1939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经说“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但在《毛泽东选集》中，这篇文章有一个小注，说明“中国社会”这一章，“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了毛泽东同志修改的”。这个小注，给毛泽东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的见解留下了一个比较灵活的余地。我们不妨认为，毛泽东在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时，是赞同西周封建论的，但这并不是他的定见，此后毛泽东的见解有所变化。据知情者说，毛泽东在50年代曾经说他“比较赞成郭沫若的主张”，“他对陈伯达说：郭老有实物根据，他掌握了那么多甲骨文”（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综合有关的记载来看，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分期是很关心的，他对不同的分期意见都很注意，偶尔也提及自己的看法。但他有一个原则：这个问题应该由历史学家根据占有的史料和研究，通过深入的讨论来求得共识。历史问题的认识不能由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不能由政治家）来作出结论，一锤定音。在50年代初期，有些主张西周封建论的学者常引用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那段话来发挥自己的见解，这显然并不符合毛泽东的本意。陈伯达向他请示办《历史研究》的方针，他强调要“百家争鸣”，意思也就是要鼓励不同意见的争论。尹达和刘大年在《历史研究》创刊时虽然不知道毛泽东曾对陈伯达指示刊物的工作方针应“百家争鸣”，但因为陈伯达交待过要“百家争鸣”，所以《历史研究》从创刊号开始，确实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坚持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