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郝日虹）7月11日，中国社会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之“消费社会学”分论坛在武汉大学举行。论坛期间，与会学者围绕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地方消费主义与产业结构优化、城镇化与传统消费空间转型、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实证研究等多个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旨在探索当代社会消费活动的现状、特征及意义价值。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炫耀性”和“抑制性”并存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事业学院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王萌副教授在其主题发言中，对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30岁以下16岁以上、拥有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务工的青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予以了探究，并分析了这些消费行为的特征和社会经济意义。

　　王萌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伴随他们成长的家庭、社会环境与其父辈有很大差别。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好转，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选择上更多考虑个人发展。他们不再满足于在城市挣钱、回老家消费的模式，而是希望拥有在城市生活的主体身份，更好更快融入城市生活。而想要融入城市生活，消费不失为外来人口融入当地社会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中，消费处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此外，为顺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民工消费亦被政府决策为我国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消费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

　　基于河南省18个地市的722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样本，再结合国家卫计委河南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王萌从农民工微观个体行为的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进行分析。她提出，河南省新生代农民工的私人消费呈现出消费倾向高、相对炫耀性、结构多元化、消费心理矛盾性等特征。譬如从消费项目上看，食品、穿着、通讯、娱乐、人情在新生代农民工消费中占有相当比例，已经相当多元化。又如他们在服装、手机等外显性领域消费时，通常偏重炫耀性，倾向于买名牌和新款，即便超出消费能力，他们也多半会选择买仿品或者山寨机；而在食品、日用品等其他商品的消费中，则显得较为务实和节俭。这种“炫耀性”和“务实性”则是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心理矛盾性特征的体现。谈及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消费特征时，王萌提出，不论是在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还是在廉租公租房等集体性消费领域，农民工的消费水平都很低，消费处于被抑制状态。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方面表现出个人外显性消费的炫耀性和集体性消费中的抑制性的矛盾性表现，王萌解释说，个人外显性的炫耀性消费从主观上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意识的觉醒，把自己作为城市的一部分而不再是过客心理；从客观上是国家宏观环境和刺激内需的政策导向作用，城市消费文化的影响。其集体性消费的抑制性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则是集体消费项目偏离了公共服务所要求的公平、均等化原则，制度设计与身份相依附，使得异地务工人员无法在当地享受平等的集体消费品。对此，她建议，如果能改善农民工集体消费的抑制性，私人消费的炫耀性会随之弱化，并更具合理性和长久性，从而形成中国扩大内需政策的强劲支撑力。

　　消费文化的演变“助力”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王宁教授则从“地方消费主义与产业结构优化”这一更为宏观的视角，探讨了地方消费主义是否、以及如何促进城市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王宁认为，伴随着消费单位的扩大，消费者的消费层级也将提高到更高的层次；更高的消费层级则意味着消费对象的范围扩大，即从具体的物品消费上升到对一个地方或城市的整体的消费。这种对更高层级或更大范围的消费对象的价值偏好和额外的价格支付意愿，可以称为“地方消费主义”。具有高人力资本的人才往往是地方消费主义观念的“携带者”。他们的择地行为影响了高新技术产业公司的选址行为。而城市政府为了吸引高新技术公司，不但要考虑这些公司的盈利需要，而且要考虑人才的舒适物偏好或人才的地方消费主义观念。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地方消费主义构成助推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社会—文化力量。

　　“或许很多人无法把消费与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联系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过去对消费单位的界定过于狭小，相应地，已经发生的消费模式的变化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也未能进入主流学术界的视野。事实上，许多消费过程是不能以个体或家庭为消费单位（或消费预算单位）的。例如，自来水、管道煤气、电力、电视、广播、文艺演出、医院、学校、公园、公共交通、环境质量、垃圾处理、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只能以社区、城市，甚至以全国为消费单位。这一类超越个体或家庭消费单位的消费，就是‘集体消费’。”王宁说：“伴随着消费单位的扩大，消费者的消费层级也提高到更高的层次，人们越来越看重地方或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所带来的消费效用，继而促使劳动者，尤其是高端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形成对特定类型舒适物的偏好（包括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电力、自来水、城市建筑的风格与格局、商业服务网点、商业化娱乐场所与服务、地方政府的服务与作风、多元性、官方语言的普及程度等）以及相应的移居行为。”

　　“随着劳动者，尤其是高端人力资本的移居，高端人力资本密集型公司则不得不追逐高端人力的去向，哪里高端人力资源丰富，就到哪里落户。那些对高新技术产业有偏好的地方政府，则不得不考虑高端人才对舒适物的偏好，并不得不把保护和建设城市舒适物当作一个具有经济产出的事业来做。经济、文化与权力于是在城市舒适物这个问题上，将有可能达成了某种一致。这种一致，构成可持续发展与消费的内在机制。其中，消费文化的演变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王宁进一步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