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捍卫世界安定与和平时，学界也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自“9·11”事件后，出现了许多针对恐怖主义的研究，方向多元，但质量参差不齐。

　　虽然昆明火车站“3·01”严重暴力恐怖案已成功告破约半个月，但仍令人心有余悸。近年，“反恐”一直是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话题。自“9·11”事件发生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都在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然而，有数据显示，全球恐怖袭击事件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加。

　　反恐究竟难在哪里？学界能为打击恐怖主义贡献什么？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学者。

　　军事反恐 治标不治本

　　德国伯格霍夫基金会执行主任汉斯-约阿西姆·吉斯曼（Hans-Joachim Giessmann）对记者表示，像昆明“3·0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这类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恐怖行径必须受到全人类的谴责。

　　恐怖主义时刻威胁着社会安定与团结，许多国家曾派出精锐部队，希望借助强大的军事力量彻底铲除恐怖主义，但结果并不理想。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教授迈克尔·奥尔（Michael Hor）对记者说，理论上，我们可以大量增派警力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但恐怖袭击具有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动用大量警力资源无法实现常态化，从长远看不具备可操作性。

　　吉斯曼分析称，恐怖组织利用所谓的民族、国家、宗教等意识形态，伺机煽动社会仇恨；其散布的怨愤情绪，有时会感染其他社会成员。此外，恐怖分子行动通常是秘密的，这增加了打击难度。

　　曾从事外交和反恐工作多年的理查德·巴雷特（Richard Barrett）介绍称，与过去那些小型秘密组织中的恐怖分子相比，如今恐怖分子的领导者大多受过良好教育、经济状况也不错，这些变化为反恐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

　　反恐立法须因地制宜

　　近期，不少国内学者呼吁加快反恐立法，提高反恐规格。关于反恐立法问题，受访国外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奥尔说，几乎所有国家都已经意识到了反恐立法的重要性。反恐立法的关键在于如何区分恐怖主义行为和普通刑事犯罪行为。另外，由于各国受恐怖主义威胁的程度不同，常规执法机构打击恐怖势力的力量悬殊，所以不同国家和地区应有差别地实施恐怖主义打击战略。

　　吉斯曼认为，各国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且已获得多数国家认可的法律条例，如1963年《东京公约》、1970年《海牙公约》、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等。此外，海牙国际法庭也可在反恐中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在联合国的工作经验，巴雷特告诉记者，尽管反恐关乎全球的稳定和安全，但制定一部各国通行的“反恐法”可谓困难重重。因为，各国家和地区在反恐的同时，还要考虑当地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因素。恐怖组织时刻威胁社会安定、人类幸福，应广泛开展洲际、国家间合作，积极开展反恐工作。

　　学者应为政府提供深刻分析

　　在捍卫世界安定与和平时，学界也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自“9·11”事件后，出现了许多针对恐怖主义的研究，方向多元，但质量参差不齐。

　　吉斯曼表示，当前学界的反恐研究大多流于表面，“涌现”了不少“反恐专家”。有些人的研究不仅无益于反恐，反而扩大了人们的恐慌情绪；有的甚至适得其反，助长了恐怖势力。

　　巴雷特告诉记者，目前关于反恐研究的难点主要在于学者很难从少量的样本数据中得出普适性结论。另外，恐怖组织也在不断改变，学者难以用固定模式对其进行分析。

　　在诸多研究中，受访专家认为，最有价值的是如何为政府提出合理建议，用以有效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巴雷特说，“学者要帮助政府部门理解恐怖组织、恐怖主义的根源。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领域学者也应积极参与相关课题研究，从而提高反恐措施的效果。”

　　吉斯曼说，“学者应做好政府的顾问，为政府提供深入和系统性的分析。同时，要集思广益，注重交流与合作，利用跨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并通过媒体将成果传播到社会，为社会的稳定与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