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沙俄传道团的成员在北京学会了汉语，他们对中国进行探索，关注宫殿、城市和人们的状态，并向本国报告，或者在沙俄的刊物上发表相关的研究文章。他们在西方汉学家群体的影响下写作，但同时认为自己的活动和西方汉学家相比更加富有成效。

　　引言

　　世界各国在自己文化的启蒙时代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中国经典文本的影响，俄罗斯也不例外。19世纪上半叶，受到西欧社会思想影响的俄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接受了西欧关于“天朝中国”的阐释，同时也开始关注本国东方学者用俄语完成的关于中国的著述。

　　在现代语文学的发展过程中，19世纪的俄国社会是逐渐形成关于中国问题的想象与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的，特别是在历史哲学领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对于19世纪俄国的影响，这方面问题至今仍未获得充分的研究。19世纪上半叶，俄国传道团曾积极研究过中国文化，本文正是着眼于这一点，进一步阐释俄国传教士对于中国经典文本的研究。

　　北京的俄国传道团以博学广识著称，而传教士也不单单从事宗教活动。按照中国朝廷的看法，沙俄传道团与其说是宗教组织，不如说是清朝和邻国文化交流体系的一部分。与其他俄国和西方传教组织的一个不同是，传道团成员住在北京的一座教会会馆，即“会同馆”，后更名为“俄罗斯南馆”。

　　19世纪传道团的成员在北京学会了汉语，他们对中国进行探索，关注宫殿、城市和人们的状态，并向本国报告，或者在俄国的刊物上发表相关的研究文章。他们在西方汉学家群体的影响下写作，但同时认为自己的活动和西方汉学家相比更加富有成效。这些人的文章证实了他们的远见，但文章也不可避免地有着某些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