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是培养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的教育，是提高国民素养的重要途径，其中学校是道德教育的主阵地。日本是教育大国，且历来重视学校德育。明治初期以独立学科设立的修身教育，伴随着《教育敕语》的颁布和国定修身科教材的多次修订，最终转向“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教育轨道，沦为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战后废除了《教育敕语》和修身科，确立了以《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为指导思想的民主化道德教育理念；取消了学校德育的独立学科地位，建立了以特设“道德课”为中心，通过学校全部活动开展道德教育的特设道德教育体制，但并未对战前修身教育进行深度反省和批判。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保守势力试图恢复战前传统道德教育的活动始终未停止过。目前，日本政府在不断强化道德教育的改革中，已复活了“爱国心”教育，进而提出了“道德教育教科化”的改革动向。

　　“爱国心”教育的复活

　　爱国心本应受到推崇，爱国心教育也无可厚非。然而，因战前日本推行“忠君爱国”的修身教育，使得“爱国心”一词被蒙上了浓厚的军国主义和天皇制绝对主义的色彩，遭到社会的批判和排斥。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冷战局势的升温，美国对日政策由遏制转为扶植，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保守势力占据主导权的日本政府开始强化道德教育，部分政要提出了试图恢复《教育敕语》和修身教育的文教政策，旨在复活“爱国心”教育。

　　1950年，日本文部大臣天野贞祐主张在学校悬挂“国旗”，齐唱“国歌”，设立“新修身科”。1951年，又抛出了被称为“天野敕语”的《国民实践要领》，力主恢复《教育敕语》中的德目，重建修身科，复活“爱国心”教育。天野的主张因遭到各方强烈反对而未能实施，但却开创了战后复活“爱国心”教育的先例。1952年，天野的继任者冈野清豪上任不久即抛出了旨在加强“爱国心”教育、恢复修身科的文教政策。时任首相吉田茂也鼓吹“爱国心”教育，为其重整军备战略奠定思想基础。

　　1966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不仅提出了将《教育敕语》中的德目作为学校德育的指导理念，还公布了咨询报告《理想的人》，指出爱国与敬爱天皇是相通的，要培养具有纯正爱国心和敬爱天皇的国民。这种大肆宣传“忠君爱国”思想的言论受到以日教组（全称为日本教职员组合）为首的革新势力及舆论的强烈谴责和批判。此后，以天野为代表的保守势力试图恢复“爱国心”教育的活动有所减弱，但复活传统道德教育的暗流依然潜伏在日本政界，影响着学校德育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