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成立已近一年，外界从一开始对自贸区平台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到现在慢慢地聚焦在一起，特别是FTA账户管理的创新性，设计了一个非常宽敞的金融国际化的平台。

　　但现在我却有一点担心。我认为，目前市场上对自贸区功能的过度解释非常厉害，并引起了市场过度的反应，最后央行再采取反向宏观调控，这给市场造成极大的信誉丧失。

　　上海自贸区的改革突破，其实是政府职能转变成功的案例，政府的信用决定了这场改革成功的关键。

　　尽管央行推出了自贸区的执行意图，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把这个意图向这个市场披露清楚，也没有相关配套政策的跟进。市场过度的反应之后，央行又认为这是挑战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再把绳索拉回来的时候，人们感觉到国家决策出尔反尔。这个代价是我们的央行失去了国家的信用，而这种信用决定了改革成功的关键。

　　因此，政府的预期管理非常影响自身信用的提高，影响共识的达成。我们要设立阶段性的目标，这个阶段性目标要和接下来的成果实时地匹配，来验证政府今天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意图所在。

　　上海自贸区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必须由执行部门的领导非常清晰地向市场阐述它的意图。这种披露意图必须和对应政策的出台密切吻合，给市场一个极高的政府信用。如此，整个市场都不会让屁股指挥脑袋，过度解释政府负面清单的意义，过度放大上海自贸区在未来增长方式转变方面的新探索。

　　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美联储在这次救市的过程中，给我们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课——市场中频繁的上下交流，大大减少了交流的成本，使得政策的传导机制畅通有效，这恰恰是中国今天缺失的一点。

　　目前，上海自贸区发展的重点不是能做什么，而是建立自身的信誉。所以千万不要在“现在能做什么”的前提下去设计制度。在扭曲的市场格局下，安排的制度也是扭曲的。

　　至今我们制定政策还是垂直管理体系的方式，而没有系统的设计。这样一种分散性的决策方式会带来巨大的套路风险，一定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所有的部门要遵循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采取分割型的政策制定方式，会带来金融监管和贸易便利性之间的脱节。我很难想象负面清单如果真的开始启动，有多少是真实的贸易？有多少是利用投资的便利性，绕过目前的金融监管？

　　另外，企业获得今天这样的机会，是不是依靠自身的劳动？就像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所说的那样，资本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身上。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让我们反思增长方式是否可持续。

　　我并不是反对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而恰恰认为我们在金融的监管方面还做得不够。一方面，我们的制度的安排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我们又是加大市场开放的力度，这种矛盾的体系会带来巨大的风险。这个舞台会本末倒置地上演一台假贸易、假投资的游戏。

　　我在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上曾建议，决策部门应该定期地向社会、向市场沟通政策意图，沟通政策执行的效率，只有这样才能永远地锁住未来的健康方向，否则我们会发现各方利益的搅局，我们看到上海自贸区的效果是四不像。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唐逸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