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的因素”是组织管理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也是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其最近的研究中，刘太刚教授试图把公共管理学者对人的因素的关注扩展为心灵治理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并在理论上对由此涉及的许多问题给出了独到的解释。刘教授的开拓性努力是有价值的，同时，他对心灵治理的论证也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本文在心灵治理是否一个公共管理问题以及心灵治理的范围与方式上给出了一种不同的论证，以期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角度进一步认识这一问题。

　　关键词：心灵治理/公共管理/合法性/社会合作

　　作者简介：张乾友，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驻院研究员，南京 21002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治理的伦理重构”(编号：16JJD720015)；江苏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基地项目(编号：30916014110 & NO.30916013123)

　　自人际关系运动以来，“人的因素”成为组织管理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也成为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尤其近几十年来，由于片面强调客观激励手段的新公共管理改革造成了公共管理人员公共精神的失落，包括新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服务动机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等在内的诸多理论都向公共管理实践提出了心灵治理的问题，要求对公共服务人员的心灵予以重视，甚至基于公共服务人员的心灵特征来改造和重建公共管理体系。在发表于本刊2016年第10期的论文《心灵治理：公共管理学的新边疆——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和传统中国心灵治理范式的分析》(以下简称《心灵》)中，这样一种关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作者刘太刚教授不仅直接提出了“心灵治理”的概念，而且试图通过这一概念来彻底刷新我们对公共管理实践的认识，改写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版图。根据刘教授的意见，威尔逊以来的公共管理研究探讨的只是物质治理的问题，即通过物质手段来满足或抑制人们的需求。而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一方面，任何物质手段都不可能满足人们的所有需求；另一方面，通过物质手段来抑制人们需求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治理主体与客体间的对抗，使大量资源作为强制成本而损耗掉。这两方面共同决定了物质治理的无效性，也共同构成了心灵治理的必要性。与其他关于“人的因素”的研究关注的是公共管理人员不同，《心灵》一文关注的则是一般社会成员，即它试图将对一般社会成员心灵的治理作为公共管理学的“新边疆”。具体在治理途径上，《心灵》主张接续中国古代的儒家传统，认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八条目“描绘出一幅清晰的心灵治理路线图”，因而，回归“中国传统公共管理学”无疑是“中国公共管理学引领公共管理实践走出当前治理困局的一条出路”。[1]《心灵》反映了当前公共管理实践中心灵问题凸显与中国社会思潮中传统复归的两大趋势，为我们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另一方面，该文无论是在对心灵治理是否一个公共管理问题的论证还是在如何治理心灵问题的阐述上都存在可商榷的地方，而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公共管理性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