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老年”人生并不是主要的关注对象,且父辈往往代表着落后、保守、专制的价值立场,而子辈则往往代表着进步、激进、民主的价值观。最典型的当属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父辈与子辈的论争。但到了20世纪后期的当代俄罗斯文学中,随着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年轻一代早已成为对话博弈中胜者的一方,在他们身上体现着颠覆、解构、狂欢的价值追求。在这样的语境下,俄罗斯文学面对的一个严峻命题便是寻求一个稳定的价值基点,以在失序的杂语状态下重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辉煌传统,而在这种探索中,“老年”形象就带有了与19世纪迥然相异的价值色彩。

　　作为传统“根基”符号的

　　“老年”形象

　　传统价值观的消解现象在20世纪中期已露端倪,解冻时期就出现了一系列作品,对这一现象开始多方面的反思,但那时的作品多是就社会问题进行思考,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则开始了在文化层面上寻找问题根结的尝试,由此形成了新的命题——“传统根基”的解体与重建。

　　拉斯普京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就反复提出“旧”与“新”的对话问题,《告别马焦拉》(1976)中的“马焦拉”岛就是母亲的象征,年近八旬的达丽娅代表的就是“大地母亲”的价值意蕴。面对即将被水淹没的家园,老一辈心情极为沉重,而村里的年轻人对这片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没有任何留恋之情,他们满心欢喜地期盼着新电站的出现。小说提出的问题是:年轻一代对新生活的向往是对的,但新生活的建立是否一定要以毁灭传统的根基为代价?

　　在当代俄罗斯作家中,拉斯普京是一个有“老年”情结的人,他后期的创作仍然延续了其一以贯之的主题。在短篇小说《下葬》(1995)中,当女主人公巴舒达遭遇现实困境时,她想到的是母亲的信仰,这意味着老一辈的价值观将成为下一代救赎的必然选项。《女人间的谈话》(1996)中的孙女维卡代表了走向歧途的年轻一代,主张按个人的意愿生活,不必考虑任何人的感受;祖母娜塔利娅则是坚守传统的老一辈的代表,给孙女讲述如何在内心坚守一种朴素的人与人之间的爱。小说采用了“父与子”式的对话形式,但却不是开放的“复调”,因为孙女在倾听了祖母的讲述之后,精神上得到了某种抚慰,由焦虑不安转入了香甜的梦境。这其实也是一个象征性的细节,表明作家本人坚定地认为,遭遇价值崩溃的现代人可以找到一条可靠的救赎途径——回到“祖母”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