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大多只是学者在书斋里的理论假想。而赫希曼认为，要真正了解发展困境，必须离开热衷空谈理论的学术界，真正走向现实世界。他的研究风格是关注和追踪那些不起眼、但具有启发性的小指标，从事经验性和实践性的经济分析，从不远离政治现实，从不回避伦理诉求。

　　观察，再观察，直到永远。

　　——蒙田

　　2016年，由普林斯顿历史学教授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撰写的已故经济学教授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1915—2012）的长篇传记《入世的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被引入国内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这本传记将赫希曼传奇的一生完整地呈现出来。作者还顺便披露一些八卦，例如赫希曼曾在二战中冒着风险营救过大批犹太难民，其中包括画家夏加尔、杜尚，作家安德烈·布勒东，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以及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

　　经济学家，尤其年轻经济学家，多半恐怕已不知道赫希曼，实在很少会从最新的研究文献里看到引用这个名字。只有老资格的经济学家还记得，以前有不少人探讨过《退出、呼吁与忠诚》这本充满思想的小册子，可惜它最终也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范式。而阿德尔曼这本传记给我们带来一个与印象完全不符的赫希曼，迫使我们重新认识他的思想，也重新思考经济学这半个多世纪走过的道路。

　　赫希曼的早年经历

　　赫希曼有着传奇般的学术经历和人生经历。他的兴趣如此广泛，发表的著作涵盖国际贸易、发展经济学、政治科学和古典哲学领域，无所不论，以至于经常有人怀疑：“到底有几个赫希曼？”自然只有一个赫希曼，而且再不会有第二个，他不仅是重要的经济学家，更是这个时代绝无仅有的古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赫希曼的研究从不为现代学术分工所限，因为他只对具体问题有着最强烈的兴趣。这也和他多元的学术背景有关：他最早在法国学习政治经济学，而后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待了一年，学习各种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这一年似乎极为重要，虽然他只是不为学位的非全日制学生，但他有机会修到罗宾斯与哈耶克的课。同时，他也去剑桥听凯恩斯的高足斯拉法（Piero Srafa）的课。这些学者都致力于挑战主流经济理论，斯拉法更是试图将李嘉图、马克思与凯恩斯融为一体。在所有这些欧洲经济学家里，赫希曼认为斯拉法对他的影响最大。

　　随后欧洲战火弥漫，他不得不离开学院，投身现实。赫希曼参与了反对弗朗哥的西班牙内战，但他一辈子都不太愿意探讨这段经历。这似乎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反战，而是也与赫希曼立场转变有关。他坚定地反法西斯，同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左翼政治的问题。所以赫希曼既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抛弃抽象的理论而转向实践问题，这是他后来所有研究的思想背景。

　　赫希曼语言能力强，同时也擅长统计和洞察数据背后的运行规律。所以他最初的工作与国际贸易研究相关。早在英国学习阶段，赫希曼已熟读凯恩斯《通论》。但他在实践中意识到，被美国经济学家理论化的凯恩斯主义，很大程度上因为抽象方法而忽略了复杂的国际互动以及制度变迁。这里的国际互动不仅包括国际贸易，还包括国际政治。例如意大利独裁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它在非洲的军事扩张之间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就不能在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内得到解释。

　　赫希曼希望弥补这些缺陷。这也体现出赫希曼的研究风格：总是关注和追踪那些不起眼、但具有启发性的小指标，从事经验性和实践性的经济分析，从不远离政治现实，从不回避伦理诉求。赫希曼一直认为这些小问题的意义比学院里热衷研究的规范性问题来得更大。最终他从复杂的统计数据中精巧地构造出一种指数，计算一个行业中各市场竞争主体所占行业总收入或总资产百分比的平方和，用于有效衡量市场的集中度。

　　这项研究后来发展成为赫希曼的第一本书《国家实力与世界贸易的结构》（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但赫希曼没去大力推广自己的发现，也没有进一步将它用于产业研究。当时，欧洲经济学者的工作总是被忽略。另一名学者赫芬达尔（Orris Clemens Herfindahl）也独立提出了这种测量方法，并将它应用于产业组织。这时才有人想起赫希曼做过类似工作，于是该指数现在被命名为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也有很多美国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其他国家。他们注意到非洲、拉美、东南亚都有大量欠发达国家，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经济学应该为这些欠发达国家作出贡献。发展经济学在此背景下繁荣起来。赫希曼本可以成为一个国际贸易方面的专家，但是他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要真正了解发展困境，必须离开热衷空谈理论的学术界，真正走向现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