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建设正式启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越了几大文明体系，分布着不同的民族，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政治体制各异。“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践行丝路精神，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对沿线国家有广泛而深入的认知，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区域基础性研究成为刚性需求，这些都对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实地考察、田野调查为基础性研究方法，具有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能力的人类学民族志研究首当其冲。

　　文化人类学诞生于19世纪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时代，它以域外世界为研究对象，以民族志的方法对域外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刻画。人类学诞生之初是为西方国家开拓和统治殖民地服务的。随着民族志方法的不断完善，人类学家不断进行反思，文化多样、民族平等、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等观念逐渐成为该学科恪守的价值观。“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走出去”创造了条件，建立了平台。与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时代不同，“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为了攫取他国的资源和市场，而是在相互尊重和合作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赢。在丝路精神的指引下，日臻成熟的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将会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人类学者搜集和撰写的民族志材料将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本国情、制度环境、发展需求、民族性格、风俗习惯等研究提供一定的支撑。

　　过去，中国一直是西方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有了深入了解沿线国家的迫切需求，刚刚兴起的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应发挥更大作用。据高丙中教授介绍，十多年来，从事海外民族志研究的中国人类学者超过50人，涉足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果丰硕。发展海外民族志事业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在海外民族志研究如火如荼的当下，我们对东欧国家涉猎较少，只是在俄罗斯和中亚等少数国家燃起了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星星之火”。东欧国家是“一带一路”伸展的重要空间，但我们对这些“遥远的邻邦”了解不深、所知不多。冷战时期，东欧国家多处于社会主义阵营，鲜有西方人类学学者踏入这片土地。苏东剧变以后，西方人类学学者才奔赴于此，大批相关民族志作品问世。因此，在对近年来东欧国家的民族志研究中，中西方的差距并不大。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对东欧国家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更有机会产生理论创新。中国人类学家已经开始系统地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作为民族志研究的对象，这是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创新性尝试，对“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而言，这样的尝试恰逢其时。

　　《愿景与行动》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这“五通”注重各国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与现有地区合作机制相辅相成。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已经开始实施，如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的对接、与中东欧国家的“16+1合作机制”对接。战略对接只是“五通”的最初尝试，真正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仍面临着诸多问题。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最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制度转型带来的认知障碍。近年来，东欧一些国家发生制度变迁，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西方一些人类学者奔赴这些国家后，很快就发现它们的转型具有不同的形态，并不存在一条单一的发展道路。面对这些转型国家，我们不能照搬以往的策略。同时，相比于以往，这些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也不能凭借与这些国家以往的交往经验，与它们打交道。如何准确把握转型国家的现实，是“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首要难题。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差异明显。这些差异表现在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上，也表现在民族、语言、宗教、历史和文化等领域。东欧国家虽然都处于不同类型的一体化进程之中，但差异性本身也是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障碍。“一带一路”建设要重视这些国家的差异性，探寻各个国家真正需要什么，在政策制定、对接和实施过程中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盲目地“一刀切”。如果忽视各国之间的差异性，“一带一路”建设就可能出现问题。

　　最后，“民心相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还是弱项。“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基础。“惟以心相交，方称其久远”。只有民心相通，倾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的需求，才能获得理解、信任和支持，从互利合作到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沿线国家人民真切理解“一带一路”建设是我们共同的事业。“民心相通”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在实践中，“民心相通”多是“润物细无声”的工作，容易忽视。同时，“民心相通”是一个复杂且难度极大的系统性工程，如何进行操作存在一定的难度。

　　面对“一带一路”建设中互联互通的困境与难题，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大有可为。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海外民族志研究，研讨分析沿线各国的制度转型是绕不开的主题。民族志研究具有沟通宏观和微观的能力，在充分了解转型国家现行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的同时，还能通过实地调查考察新制度下形成的新的运作机制，为“政策沟通”提供有效的建议。同时，海外民族志研究深入实地、见微知著，且具有比较的视野。这项基础性研究工作达到一定规模后，调查地点会遍布“一带一路”沿线，调查主题也会丰富多样，这就可以在不同维度下准确把握各个国家的差异与联系，为制定符合对象国实际政策提供保障。海外民族志研究能最大限度地理解对象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同时，也能让调查对象更多地了解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者不仅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息员和调研员，还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宣传员和联络员，能够切实为“民心相通”作出贡献。

　　在丝路精神的指引下，“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入，这与建立在西方文明之上的单极世界不同，而是各国平等、多元包容、相互协商、互利共赢的世界图景。用人类学家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来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今天看来，这与丝路精神极为契合。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和“一带一路”建设必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为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而海外民族志研究将会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效的支持和保障。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7ZDA15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