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的“五通”建设中，民心相通是重要的文化基础。民心相通的重要方式是用文化联通人的心灵。在这方面，世界文化遗产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的文化杰作，理应受到全世界人民的保护与传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具有文化吸引力以及凝聚力的沿线地区的世界文化遗产可以在跨越民族国家，促进各国文化互鉴，增进彼此间的相互理解中发挥重要的支点作用。

　　丰富的人类文化杰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世界文化遗产400多项，约占全球世界文化遗产总数的55%。中国世界遗产已达52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6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是联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桥梁和纽带。“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是人类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也是众多人类文明交流的荟萃之地。沿线地区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流、汇聚、融合的表现。这个区域也曾历经沧桑战乱，但诸多文化遗产地的人文传统仍然得以保存，人们可以期待这些文化结晶能够在今天再度发挥作用，促成新的文化交流的辉煌。

　　作为文化遗产，198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古城有着约2500年的历史，是举世闻名的犍陀罗艺术中心、佛教中心，也是南亚最丰富的考古遗址之一，中国高僧法显、玄奘等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1983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印度阿旃陀石窟群，其门外的石像与中国高僧玄奘的记载完全相同。1999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菲律宾维甘历史古城建筑体现出了菲律宾、中国及欧洲文化的极好融合。2001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作为世界著名的古城之一，在古阿拉伯文献中被称为“东方璀璨的明珠”，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枢纽之一。2004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伊朗巴姆古堡，是伊朗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曾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2014年6月22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获批为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着“丝绸之路”遗产具备世界文化遗产要求的突出价值。

　　窥一斑而知全豹。“一带一路”沿线拥有的体现多种文化交流成果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丰富多彩的，这些文化符号对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增进民族团结及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都具有积极意义。

　　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从世界范围看，这一区域拥有众多的世界文化遗产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原因的。人类发展交往历史的悠久使这一区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富集区。历史上，人类缔造的主要文明体系，各有其特殊传统，借用生物学的名词，可称为文化基因。“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遗产年代覆盖范围广泛，从旧石器时代到20世纪均有涵盖。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人们能够从文化遗产中看到历史文化的厚重。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世界文化遗产积淀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沿线国家的人民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在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以诸多异域文化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古丝路文化符号。

　　在丝绸之路上有着极具丝路特色的三件一套的陶制工艺品，其中包括中国貔貅、中亚骆驼、印度大象，正是中华文化、中亚文化、印度文化在古丝路上交流、互融的信息和物证。

　　马来西亚的世界遗产地马六甲既是马来西亚历史之城，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古城之一，是郑和七下西洋中的六次驻节之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8年7月宣布马六甲市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丰富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在当下的文化重构和内涵的扩展中得到了世界的认可。现在的马六甲汇聚了葡萄牙、荷兰、英国的经典建筑以及唐人街和马六甲的本土建筑，许多不同地方的人们都可以在马六甲找到自己民族的印记。

　　另一处世界遗产地越南会安古城于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会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见证了众多文化的交流，来自中国、日本、葡萄牙、荷兰、法国的商船曾在此港口停靠，从而形成许多带有文化融合特色的历史建筑群，代表着一种丰富性与多样性的文化特征。

　　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连接欧亚大陆的商贸通道，更是一条东西方文明的对话之路，一条见证中国与丝路沿线各国人民各民族之间频繁交往的友谊之路，促进了包括中华文明、古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等几大文明圈积极互动，塑造了早期人类社会的“全球化”雏形，带动了欧亚大陆的贸易、思想、宗教及技术的传播。这些厚重的历史也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坚实的民心相通支点

　　“一带一路”要行稳致远，离不开民心相通的支撑和保障。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理应成为民心相通桥梁建设的坚实支点。

　　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学习和借鉴彼此的文明成果，就可以打破阻碍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交流的壁垒。若各民族之间能够进行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那么民族之间的差异就会被认同感、和谐感所淡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的交往中，交流与和谐应该成为最重要的积极因素。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许多世界遗产在今天都已经成为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相互欣赏及文化交往的聚集地。最典型的如1992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柬埔寨吴哥窟。开发旅游初期，吴哥窟一年的游客量只有2万余人次，而2017年已达560万人次，2017年全年的门票收入就达1.07亿美元，约占柬埔寨全年 GDP 的20%。吴哥窟之所以能够吸引世界各国众多的游客到来，除了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庙宇，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高棉式建筑，从而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之外，还与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有着密切的关系。吴哥窟得以保存至今，也得益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其维护上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依托世界文化遗产进行的文化旅游活动为人们相互理解铺垫了重要的基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到陌生的国度去工作，去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出生于不同文化中的人都会面临如何理解他者文化的问题。当迁徙引起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文化适应必然会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历程。当人们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远离家乡，没有亲人，离开了他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场景和生活环境，原有的空间参照物和文化参照物，诸如宗教场所、历史古迹、旅游景点、建筑风貌等都消失了，所有支撑文化身份建构的事物都不复存在，那么他多少会为乡愁所困，处处感到不自在。在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的条件下，跨国建设者文化身份重构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努力，也取决于文化与人文环境的良好与否，有利的环境和利于文化身份重构的措施，可以使得他们更好地进行文化适应。“一带一路”沿线的那些汇聚了多元文化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将在这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随着“一带一路”经济文化的交融与发展，不断发生互动的人们将会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沿线区域的世界文化遗产。这些世界遗产对于外来者而言当然有可能具有文化的异质性，但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共通性又使他们可以发现文化交流的基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很多世界遗产地的历史遗迹中至今仍然保留有非常多的古丝路文化符号，体现着丝路精神。

　　人们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同地方工作时，能够感受到当地民众对于“一带一路”的文化精神的认同。这种认同也促进了商务交往或者文化交流中的民众对于该地的认同。当空间与人们产生联系，当个人或群体将经验文化的过程层叠于上，将空间与过去的历史连接，空间就变成了地方。地方是记忆降临的所在，是亲切的场合，是熟悉的区块，是人类停居的所在与价值的凝聚。地方的价值来自于人与地的情感连接，失去这种连接时，地方就不再是地方。地方认同作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涉及并反映环境与社会之个人的意义，是从情感及象征意义的角度来看此环境。强烈的地方认同可帮助提高社区体认与社会凝聚力，当地方认同强烈时，将影响个人的认知与行为。

　　文化往来的目的就是要在传承、弘扬各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增强相互之间的文化理解，结成新的社会交往中心灵相通、情感相近的新的文化纽带。研究显示，丝路文化符号与沿线国家间文化理解具有正向关联，“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丝路文化符号正在成为形塑区域文化认同感的重要资产，也将会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共同发展进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需要重视“一带一路”沿线世界文化遗产。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7ZDA15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