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信访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是民众实现权利救济、化解社会矛盾的特有方式。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涉诉信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但其数量庞大、案件复杂、处理难度大，成为涉诉信访案件难以终结的重要原因。2014年9月中央政法委印发了《关于健全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建构了法律问题解决到位、执法责任追究到位、解释疏导教育到位、司法救助到位的涉诉信访终结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涉诉信访案件终结难的问题。但是在实践中，部分涉诉信访并没有因为法律程序的终结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终结。在法律意识淡薄的背景下，公众选择信访是认为行政权力的救济力度大于司法，而目前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提升，我国典型意义上的涉诉信访由最初的种类繁多缩小为法律程序终结后仍不满意或司法程序丧失后仍选择信访和因执行工作而引起的信访两种，排除当事人认为处理不公等原因引起的继续信访外，畅通的沟通和认识渠道的缺失导致公众对司法缺少认同感是涉诉信访难以真正终结的根源所在，逐步完善司法认同体系是真正意义上终结涉诉信访的灵魂。

　　认同是人们对某一事物在心理上的归属感，认同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据以作出某种选择的标准，具有认同感的人们往往表现为具有群体自豪感，自愿服从群体规范，保持统一行为。司法认同是人们对司法制度在认可的基础上产生的归属感，表现为对司法制度及司法人员发自内心的信任以及从行动上对司法决定的遵守和维护。完善成熟的司法制度与民众的司法认同之间相辅相成。司法制度自信的根源在于社会的认同，通过正当程序实现的司法认同，不仅是当事人的认同，更是全社会包括法官的认同，不仅是我国的认同，更是全世界的认同。而公众认可司法制度，是因为其通过修复矫正扭曲的社会关系，促生程序满足人们对社会正义的需求。司法通过产生社会正义满足人们对程序的需求，是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司法认同是政治意义上的制度认同，表面上是对司法定纷止争公正性的可接受性的评判及其能力的认同，根本上是对国家法律制度、政策甚至执政党能力的评价。

　　过去三十年，我国司法认同度低、公信力不强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司法仅是一种身份认同，而非一种对公众产生归属感、对该制度发自内心的信任以及行动上积极遵守和维护的制度认同。随着全面推进社会治理，司法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习惯于关系文化、清官文化的司法认同转向以程序为底线的司法制度认同，可能会出现短期的不适应，产生认同危机。而作为制度认同意义上的司法认同，其形成必须保证能够高效到位地解决纠纷，在满足当事人诉讼目的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践行民众认知性期待与规范性期待的统一。依法裁判以及透明的沟通和解释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司法认同危机，而作为司法制度基本运行规律的正当程序，其主体性、自治性、参与性特征能够保障纠纷各方进行充分的沟通，克服经济人个人利益中心主义的缺陷，易于让人们理解，这也正是外部社会一般人能感知司法正义的地方之所在，通过看得见的正义实现看不见之正义。

　　传统的“信访—司法”二元结构模式之下，将行政化色彩浓厚的信访体系与以正当程序为基础的司法体系并存，是两种不同运行体制的交叉并行，必然引发规则间的冲突，结果导致司法的程序化功能降低，司法结构稳定性不足。同时法律与政策之间的调整空白也为当事人“非正常信访”创造了机会，为法官提供了权力腐败的温床，最终在耗费司法资源的同时反而加大了司法认同危机。民众对司法缺乏信任，信访至上，无论何种方式的纠纷都寄托于信访；缺少民众信赖的法官也会在没有职业荣誉感的心态下工作。有效终结涉诉信访，必须从宏观层面建立民众对司法的认同体系。即在保持涉诉信访涉诉性本质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对司法的理解和支持，逐渐建立对司法的敬畏和尊重。在微观层面坚持正当程序指导下，完善以透明的沟通和解释为抓手的制度设置。即坚持以法律作为终结涉诉信访案件的基石、突出正当程序统摄作用的同时，强化听证制度的作用，实现从过程到结果的沟通。加强司法公开，强化司法信息的宣传，拉近司法与社会公众的距离，使社会公众有更多的认识和形成司法认同的契机。逐步实现社会公众将司法作为涉诉信访案件解决最权威方式的目的，改变“司法无用论”的观念；同时也明确立法是抽象的，而司法是灵动的，针对不同案件的司法允许差异和异见的存在，减少“司法万能论”的形成，逐渐改变“信访不信法”的观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甘青宁民族地区涉诉信访问题实证研究”（14BMZ00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