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创造了生活，也缔造了文学。自古以来，劳动便是我国文学作品中值得注意的存在。20世纪初，伴随着“劳工神圣”的口号，劳动和劳动者形象获得了知识分子的特殊礼遇。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劳工神圣”的思想与民族解放运动相联系，以及受到战时特殊政治经济环境和工农兵文艺思潮的影响，“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成为陕甘宁文艺创作的重要内容，不仅配合了边区生产建设运动的宣传，更丰富了边区文艺的思想艺术内涵。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成为陕甘宁文艺发展的趋势，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现实生活，创作出大量以生产动员、劳动竞赛、互助合作、英雄模范、“二流子”改造、开荒、纺线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劳动的主题取得了它在新艺术中应有的地位”，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首先，陕甘宁文艺中的劳动被赋予了抗战对敌的神圣性，也寄寓了边区文艺的民族国家想象。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实践主要是“服从于民族国家的意志”的产物，文艺作品中的生产劳动不仅能满足个体的物质经济需要，更是反抗封锁、积极抗战、响应政府号召的先进政治行为。比如，《二媳妇纺线》中的张二嫂说，“纺线不只为赚钱，为的咱边区有衣穿。毛主席，号召咱，婆姨女子都纺线，自纺自织有衣穿，不怕那顽固封锁咱”。边区文艺大力推崇劳动的价值，认为劳动能换新世事，有助于构建自立、平等的“好社会”。如《十二把镰刀》中写道，“世事好、世事坏全靠劳动，靠劳动才能把世事换新。只要咱劳动人大家革命，好社会一定会快快来临。到那时世界上人人劳动，享幸福、享权利大家公平”；《兄妹开荒》的结尾发出号召：“咱们生着有两只手，劳动起来就样样有，男女老少一起干，咱们的生活就改善。边区的人民吃的好来，穿也穿的暖，丰衣足食，赶走日本鬼子呀，建设新中国。”可见，劳动不仅能丰衣足食，更是构建“新中国”的基础。“好社会”“新中国”的形象让人们感受到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能够诱发人们心中的民族主义情感，让人们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大生产运动的洪流中。

　　其次，陕甘宁文艺通过对劳动英模、“二流子”、新妇女等形象的塑造，力倡“劳动光荣”的劳动道德观念，将劳动视为构建劳动者主体性的基础，以及实现人性尊严的物质前提和重要路径。叙事诗《吴满有》中贫苦农民出身的吴满有，在革命中翻了身，依靠“勤耕种”实现了经济自主和发家致富，获得了“劳动英雄”的殊荣，得到政府的表彰和奖励，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崇敬，还当选为县参议员，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让人们充分感受到身为劳动者的尊严，激发了劳动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劳动是光荣之事，而游手好闲则是耻辱。在表现“二流子”改造的文艺作品中，劳动变成一种道德的象征和仪式，是“二流子”洗心革面、变成“好人”的标志。《动员起来》中的张栓之妻在村干部的生产动员下决心“勤劳生产做好人”。《大家喜欢》中的乡长对王三宝说，“你只要能生产劳动，你就是好人”。对于“二流子”而言，不劳动会让自己的尊严丧失殆尽，而劳动则不仅能创造财富，改善个人生活，更能带来荣誉和尊重。《刘二起家》中刘二在斗争会上看到“二流子”被捆白绳、戴白帽、挂白牌，认为再不事生产的话，会被“拉到台上斗争，笑话”，这样“丢掉脸皮太糟糕”，因此回家后决意转变，参加了生产和劳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再没人笑话。劳动使“二流子”脱胎换骨，也让“主内”的底层妇女蜕变为具有劳动自觉性、尊严感和“公家”意识的“新妇女”。《二媳妇纺线》中“自己怕动手，靠定男子汉”的二媳妇在他人的劝说下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看起来不光荣”，开始学习纺线并计划加入纺线小组，以实现经济独立和个体尊严。《一朵红花》中因生产成绩突出、纺线小组领导得好而被奖励为“劳动英雄”的胡二嫂，是通过参加生产劳动、集体劳动而获得解放与尊重的妇女典范，可谓“妇女的光荣”。对于劳动英模、被改造的“二流子”和新式劳动妇女而言，劳动解决了他们生活的困难，让他们拥有了苦尽甘来的翻身感，同时也建立了他们作为“人”应有的尊严感，而且与抗战救国的宏大叙事相结合，从而融通了民众的生活世界与国族理想。

　　最后，陕甘宁文艺中的劳动有健康而美好的一面，呈现出特定时代的审美性。文学承担着传递理想的责任，陕甘宁文艺中的劳动书写展现了自由劳动者的生命活动，而劳动常常与强健的身体以及雄浑的大自然紧密相连，并且洋溢着欢乐和幸福。文艺家塞克说过，“真正的美应该是……真正能够担负工作的健康的劳动者的躯体”。陕甘宁文艺中的男性劳动者，不管是农民还是军人，身板都普遍结实有力。《红旗呼啦啦飘》中的青年农民刘黑三高大健壮，能在高原严寒的风沙环境中手抡镢头奋力开荒；《烧炭英雄张德胜》中的张德胜能在炙热烤人的炭窑里装窑；《模范班》中的军人张治国“身板骨硬实，能顶犋牛”，背砖一背就是二百多斤。劳动者质朴、强健，而荒山、荒地、荒林等则成为劳动者的重要劳动对象，它们与劳动者的集体性劳作一起，成为陕甘宁文艺的审美着力点，有力烘托了劳动主体征服自然、征服对象世界，与自然、客体对象相搏斗的崇高美。《刘顺清》中的金盆湾、南泥湾一带原是人烟稀少、豺狼虎豹隐匿的荒林，入驻的八路军砍梢林、除荆棘、觅沃土，广袤荒旱的南泥湾转眼就变成“美丽新天地”。《活跃在前列》同样描摹了部队在山桃花盛开的荒山、荒林间集体劳动的热闹场面。《炭窑》中细致描摹了人们向大自然挑战，集体伐林烧炭的壮观场景。集体开荒、伐林等改造自然的行为被陕甘宁文艺诗意化和浪漫化，劳动者奋发昂扬的劳动激情展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创造力和革命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精神。

　　当前，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劳动蜕变为日常生活的基本状态，劳动和劳动者的身份丧失了光环，文学中的劳动精神和劳动意识也愈发微弱，劳动的审美意涵在很大程度上缺失。从劳动的角度观照当前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到其中存在的诸多缺陷与弊端：“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的力与美逐渐从小说视域中淡出，文学家们很少再去直接表现劳动的主体，也不愿意花费笔墨去描写劳动的场景、劳动的过程和劳动的技能。”而回溯陕甘宁文艺中的劳动书写，既能发现陕甘宁文艺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同时也能为21世纪文学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