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东方学家让·普祖鲁斯基（Jean Przyluski，1885—1944）出生于勒芒，系波兰裔法国人。早先求学于法国高研院，师从杜尔干的大弟子胡柏和莫斯，曾与沙畹一同研习；22岁时，普祖鲁斯基通过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学院的考核，前往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民政处实习。这期间他熟练地学习和掌握了安南语、汉语、梵语，了解了越南当地的民俗风情。得益于此，两年后（1909年），他正式成为文职部的行政长官，并肩负教授东京高级驻扎官安南语的职责。1911年，普祖鲁斯基回到法国休假，并利用休假时间取得了现代东方语言学院的汉语文凭；返回河内后，26岁的普祖鲁斯基便被调任至印度支那总督政治和土著事务处，负责土著事务处的相关事宜。他谦逊有礼的态度、坚韧不拔的精神赢得了当地人的信赖和尊敬。1912年普祖鲁斯基被选为远东学院通讯研究员（1916年他再次当选）；1913年普祖鲁斯基回到法国，担任东方语言学院安南语替补教授一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率领军团征战越南。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东方语言学院，1920年代替菲诺（Louis Finot）教授安南语，同时还负责讲授该校新设的印度支那比较语法学课程；1926年他受聘为法国高研院新设佛教语文学研习会研究导师；1927年负责民族研究所东亚及大洋洲语言和民族学课程，1928年他被评选为第一届国际语言学大会副主席。1930年接替菲诺执掌法兰西学院印度支那历史及语文学讲席。1938年华沙大学授予普祖鲁斯基荣誉博士学位。1944年，在沉疴旧疾以及耳聋的双重折磨下，普祖鲁斯基溘然长逝，留下诸多尚待整理的论著。

　　佛学研究是普祖鲁斯基一生中用力最勤、贡献最多的领域。1914年，他撰文《西北印根本说一切有部戒律及其文本》，将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发源地限定在克什米尔；后来，他又根据《撰集百缘经》中的各类传说，对比记载佛陀葬礼的多个版本，特别是婆罗门的丧葬仪式，撰写了长篇论文《佛陀的涅槃及葬仪》（1920）；1923年，他根据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文献资料，撰写了博士论文，对说一切有部的《阿育王传》也作了详尽的研讨。《阿育王传》讲述了孔雀王朝颇具传奇色彩的国王阿育王的传说故事以及与之相关的佛教最初的结集事宜。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普祖鲁斯基发表了另一篇相关的论述《王舍城集结和藏经及佛教部派史概论》（1926）。此文探讨了佛教僧侣们在佛陀去世后举行的一次重要集会，并认为此次集会不仅是一次宗教会议，而且还是一次有关神话季节的庆祝性集会。此后，普祖鲁斯基撰写了多篇佛学类论文，诸如《明王：大乘佛派的巫术历史》（1923）、《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藏的传说》（1929）、《万魂节仪式》（1936）、《佛塔起源》（1935）等。总体来看，普祖鲁斯基的佛学研究强调，应尽可能地搜集巴利以及非巴利文的佛教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其目的并非是追溯一个祖本，复原传统，而是为了将所有古老的宗教文本形式汇聚在一起，根据文本内容之间的差异推断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化的时间和地点，进而构建出较为完整的佛教发展史。他还坚信，印度佛教传统的变化是受到印度之外的其他宗教的影响所致；印度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其他文明的影响。他曾借助伊朗甚至是巴比伦的文献资料来解释转轮圣王信仰以及弥勒佛信仰和阿弥陀佛信仰的发展，撰文《转轮圣王的生活：巴比伦对印度文明的影响》（1927）、《对弥赛亚的信仰》（1929）以及《布萨，印度文化中的巴比伦因素》（1936）等。他有关佛学研究的观点在其《佛教》一书中有较为详尽的体现，但遗憾的是由于其许多论断都过于武断甚至显得有些牵强，因此现在的佛教学者基本不会援引他的观点。

　　普祖鲁斯基在佛教研究方面的另一贡献，是主持编辑了《佛学》（Buddhica）系列丛书（1925年开始陆续出版）以及《佛学目录》（Bibliographie Bouddhique）期刊（1928—1958年），为世界佛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藏语言研究方面，普祖鲁斯基同样成就斐然。他最先提出“汉藏语”这一术语。19世纪初，苏格兰学者赖登（John Casper Leyden）发表《论印度支那的语言和文学》，认为所有东亚地区，“印度与中国之间以及多数东方海岛居民的语言都显示相同的一种混合起源”，汉语、缅甸语、泰语等语言有类似之处。由此他提出“印度—支那语系”的假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学界对汉藏语之间同源关系探讨的加强，“印度—支那语系”内新增入藏语，其所涵括的范围也逐渐缩减为“中国西藏自治区、缅甸、泰国、中国其他省份的语言”（Ernst Kuhn,1883/1889）；1896年，孔好古出版《印支语系中使动名谓式结构及其与声调的关系》，提出藏缅语和汉台语有亲属关系，将印支语系划分出西部藏缅语群和东部汉台语群。1928年，43岁的普祖鲁斯基当选为第一届国际语言学大会副主席，当时安东尼·梅耶正在与人合作编撰《世界语言》一书，普祖鲁斯基被委托负责其中亚洲语言相关章节的撰写；在谈到“印度—支那语系”时，普祖鲁斯基开创性地提出“汉藏语”这一术语，并以之作为章节标题。1931年，普祖鲁斯基与人合作，于《亚非研究学报》发表论文《汉藏语中的数词“百”》，法文术语“汉藏语”（sino-tibétain）的英译名sino-tibetan开始出现在英语语言中。但该术语的正式流行和使用则得益于美国学者克鲁伯和谢飞（Robert Shafer）。20世纪30年代，在“公共事业振兴署”的资助下，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家克鲁伯设立“汉藏语文学项目”。在着手开展研究的过程中，该项目的实际执行者谢飞发现“汉藏语”的观点有部分有误，他就此撰写文章与马伯乐进行商讨。虽然他的观点并未得到马伯乐的支持，但这种学术讨论也提升了“汉藏语”这一术语的认知度。

　　除此之外，1924年，普祖鲁斯基还发表《现代拉萨口语》一文，对藏语的语音及其语法特征等进行探讨；1933年，与玛塞尔·拉露合作撰写《论藏语后加字da》，对古藏文文献中的后加字da及相关的半浊音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概言之，在20世纪初人才云集的法国佛学界，年轻的让·普祖鲁斯基是引人注目的。他天赋聪颖、兴趣广泛，研究范围广及佛教、文化交流以及语言等多个领域。他对问题见解独到，虽然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并无过多的参考价值，但其研究视角确实有趣且具有启发性。而他在许多领域所作的研究尝试，也为后续的深入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玛塞尔·拉露学术思想研究”（2017CBZ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