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泰安（R. A. Stein，1911—1999），法国著名藏学家、汉学家，出生于德国施维茨，后迁居法国。他是法国少有的几位能同时熟练运用汉藏两种文字史料进行科学研究的学者之一，被公认为20世纪最有成就的藏学家之一。

　　少年时代的石泰安，曾在柏林大学学习了两年并获得汉语课程文凭，此后为逃避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于1933年迁居法国。次年，在巴黎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继续深造，并获得汉语文凭。1936年又获得日语文凭。在石泰安的求学生涯中，葛兰言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他十分欣赏石泰安卓越的才华和清醒的头脑。在巴黎求学期间，石泰安向伯希和（P. Pelliot，1878—1945）学习蒙古语，向雅克·巴考（J. Bacot，1877—1965）学习藏语，有了汉语、藏语、蒙古语的语言基础，加上葛兰言也鼓励石泰安将所学汉语知识与西藏和蒙古的相关知识结合在一起，这些都为石泰安日后的科学研究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石泰安曾在印度支那参加抗日，先后为山炮炮兵和法军司令部做翻译，后一度被日军俘虏，日法协议签订后才得以被遣返回法军部队。战争结束后，石泰安被破格提拔为法兰西远东学院助理研究员，并被派往中国昆明、成都、北京、内蒙古等地考察，后又在北京汉学研究所工作。在华期间，石泰安从没忘记恩师葛兰言的劝告，继续从事藏学、蒙古学，以及汉藏交界地带民族文化的研究。1949年回到法国，石泰安担任巴黎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中文教授。与此同时，他充分利用近十年来在外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1951年，石泰安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四系（宗教科学系）教授远东和大陆亚洲比较宗教学。1966年，石泰安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主持西藏社会文明讲座。1981年10月退休。

　　在石泰安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其研究领域涉及藏族文化、民族、宗教、历史、语言诸多方面，并先后发表了许多论文和专著。同时，他也培养出了一批藏学、汉学研究人员，其中更有一些日后成为了学界著名的藏学家，例如山口瑞凤和安妮·玛丽·布隆多（Anne-Marie Blondeau）等。石泰安确实是法国藏学界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藏族文化研究方面，石泰安的重要成果首推《格萨尔王传》的研究。这是他长期关注且下功夫最多的课题之一。1956年，石泰安于巴黎出版了《岭地喇嘛教版本的西藏格萨尔史诗》；1957年又出版了《格萨尔史诗的西藏绘画》，这是他根据从打箭炉搜集到的格萨尔的绘画所作的研究。有这些充分的前期准备后，1959年，其博士学位论文《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在巴黎作为《汉学研究所文库》第13卷由巴黎大学出版社出版。

　　石泰安广泛搜集资料，阅读了手抄本、木刻本和已被笔录下来的口传文本等大量文献，希望能对《格萨尔王传》史诗的意义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做出一些结论。在《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一书中，石泰安逐个故事、逐项内容和逐层主题地分析了这部史诗，分析说明了格萨尔史诗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状况、有关该史诗的汉藏文古文献、史诗的起源与各部概貌、各种文本和绘画、格萨尔遗留下的“遗迹”、各种文本和口传本的前后演变关系、其地望及流传、领地及附近地理的沿革历史、冲木·格萨尔与岭·格萨尔的关系、史诗的组成内容、史诗的民间影响和社会背景、英雄的特征等问题，其中还论述了史诗中的英雄人物作为崇拜对象、进入喇嘛教万神殿以及被定为中原汉地战神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石泰安对于“格萨尔王”这个称呼的来源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格萨尔的名称是来自罗马的恺撒大帝，但这种说法并未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他毕竟是一位来自西方的藏学家，并且那时文献资料搜集和研究的方式方法及手段都不够先进，但从总体上来看，此书基本形成了关于格萨尔的一套成体系的研究，时至今日，仍是从事格萨尔研究的学者必读的参考书目。直到今天尚未有能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越这部著作的其他作品问世。

　　石泰安另一部关于西藏文化研究的著作是《西藏的文明》。此书于1962年在巴黎刊行第一版，出版后立即在国际藏学界引起极大反响。之后，这部著作又先后出版了日译本、英译本、汉译本，法文原版也经历了几次修订，由此，我们便可窥见这部著作的巨大价值以及其在国际藏学界的崇高地位。

　　早在20世纪50年代，石泰安已经开始了对包括锡金在内的喜马拉雅山麓的考察，并撰写了大量的论文。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国外后，西藏问题变得更加敏感，英国前驻藏领事馆黎吉生借此鼓吹“西藏独立”，并试图拉拢石泰安与其同流合污。石泰安力排众议，拒绝诱惑，潜心写作，于是《西藏的文明》诞生了。为了撰写这部著作，作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大量使用汉文和藏文文献，参考旅行家们已经介绍过的主要事实，并大量阅读关于西藏文明的其他精湛学术著作，以“文明”这个概念为核心，一方面向我们叙述了他所认为西藏文明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则从关系性角度出发，向我们展示了西藏高原的开放性及其与周边文明的复杂关系。

　　石泰安认为，“一种文明应该是包罗万象的一个统一整体”，西藏文明也不例外，它也是具有自己的明显特点和充分的统一性的。所以在研究藏族文明时，石泰安将其当作一种客观事实来研究，时刻不忘西藏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环境以及这种环境对文明生成所产生的影响。与此同时，藏族文明与其他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也不容忽视，因为任何一个文明的体系都不应是封闭的。在研究方法上，石泰安采用了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法，使这部论著所论述的内容以更加立体的效果呈现于读者面前。

　　在西藏民族研究方面，石泰安十分关注汉藏走廊地区的民族和部落起源及发展情况。这一地区的吐蕃“原始部族”主要是色、哲、董、东、珠、噶、玛、木、白、达和高等族。石泰安根据敦煌吐蕃文书以及晚期藏文史料的记载，发现这些“原始部落”之间的关系异常错综复杂，即便如此，他还是逐一剖析了这些部落的名称，确定它们各自的特点、地理位置以及相互关系，并阐述了这些部落对于藏族文化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以上的观点和内容都出现在其《汉藏走廊古部族》一书中。他认为，汉藏走廊的古部族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变化和大规模迁徙，所以我们会在不同地方发现同一部族名称；汉藏走廊各古部族在吐蕃中部的王权建立之前，都起过重要作用，尤其是来自西藏东北部的部族更是对于吐蕃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过重大贡献。由此看来，藏族文明应是本土文明和外来因素混合的产物。

　　石泰安对待文献资料的态度是严谨和认真的，正是因为他广泛地搜集、认真地整理、精细地剖析，穷尽一生，才有了如今我们所能见到的这些著作。其中所探讨的问题，也是在那个时代史无前例、十分具有开创意义的。今天，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著作作为引路灯，才为后人继续研究西藏问题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以来域外中国藏学研究经典整理与研究”（14ZDB11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