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既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也给人类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与风险。西方批判理论家将技术社会的悖论归纳为自由与牢笼。一方面，文艺复兴、思想启蒙等，使欧洲人摆脱了中世纪宗教对人的束缚；另一方面，由于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泛滥，技术社会使人们陷入了新的困境，即人生意义的迷失与混乱。

　　过分依赖现代工具将引发生存危机

　　工具对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人类若过分依靠现代工具，将会引发生存危机。

　　人类文明或者人类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体现在人类追求终极价值和意义。当前，很多人已经不究我们自身生存的终极意义，或者不究我们生存的价值意义，而更多地关注现实生活的名和利，这将导致实质理性的萎缩。

　　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建立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就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所创造财富的总和。现代社会高楼林立，高速公路四处伸展，一派繁荣景象，但在繁荣的背后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其中就有道德的失落。

　　道德失落原因何在？主要是利益分配问题。唐君毅在20世纪30、40年代曾经说过一句话，“多而不均，寡而不安”，假如我们的财富集聚到一定程度，且分配是比较合理的，则每个人都能够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幸福。在这种情况下，人就有了安全感，在看待社会、看待他人的时候，也就不会充满戾气。

　　工业化未根本改善人们生存状态

　　人文主义是指社会价值取向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性尊严，提倡宽容，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简言之就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权利、强调人的价值。

　　西方社会在古希腊、古罗马时已具有人文主义倾向。古罗马时代诗人西塞罗在他的著作里就提出罗马人的野蛮和文明问题。罗马人在征服希腊人后，被希腊人改造，使希腊文化罗马化，罗马人由野蛮人变成文明人。可以说，公元前1世纪时，西方具有了人文主义的萌芽。其后，人文主义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及17、18世纪德国、法国的启蒙运动中又得到了发展。通过人文主义运动，人们的地位、价值、自信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作为理性的人类，具有超越性的一面，技术悖论的问题需要通过新人文主义的理念去启蒙、祛魅。康德在其《历史理性批判》中谈到“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过别人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是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运用理智的决心与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

　　人类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恩格斯曾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兽性。叔本华也说过，人的身上没有完全脱离开动物的兽性，在一定环境下，这种兽性会表现出来。人自身的弱点，包括自私、贪婪、残忍等行为，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人类去接受启蒙。技术社会的悖论何尝不与这些方面相关联？

　　“祛魅”实际上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世界的祛魅”，又译为“世界的解咒”，是指对世界的一体化宗教性统治与解释的解体。它发生在西方国家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性转型（理性化）中。自世界“祛魅”以后，世界进入了“诸神纷争”（价值多元化）时期，即对世界的解释日趋多样与分裂，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逐渐分立自治，而不再笼罩在统一的宗教权威之下。

　　韦伯提出这样一个哲学命题是针对西方经过近代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以后所出现的问题而言的。西方资本主义完成工业化后，人们的心智或者人们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人们在去除了外在超验的上帝以后，内在的制度性的魔法、内在的文化性的东西，又把人紧紧地束缚住。韦伯则以“祛魅”作为拯救人们生活状态的一种方法。

　　守望与回归

　　人类在生活或者生产过程中，要有一个“心灵家园”，一旦出现某种问题，可依靠“心灵家园”去改变和解决它。

　　技术社会里所出现的悖论，中西方哲人都有所忧虑。在老子和庄子时代，就已出现对技术的批判思想。守望和回归的命题主要是针对现代人而言，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应扮演一定角色。

　　今天的知识分子对我们价值的守望或者精神家园的回归仍要承担相应责任，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出现以后，知识分子的这种能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这种弱化引起了部分知识分子的警惕，他们站在一个“他者”的立场对自身展开了批判和反思。

　　法国哲学家朱莉安·班达在写于1927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中就已经提出，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已经逐渐淡薄，甚至背叛了自己永恒的价值。班达主要是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知识分子对于政党的投靠，这种投靠使知识分子沦为政党的工具，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出现了衰落。

　　另外，美国哲学家拉思塞尔·雅各布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批判的语气或者批判的意识非常犀利；另一类是从学院里出来的，那里的文风束缚了他们，最后他们沦为金钱、权力的奴隶，只关注一些课题或专业性的论文，而对启蒙或者拯救人的思想不感兴趣。

　　知识分子对自身批判的实质在于彰显自身启蒙与祛魅的价值。他们的批判既是人类理性能力的表现，也是人类超越自身生存境遇、维系自身存在的一种能力，这也正是知识分子人文主义的新使命。

　　（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