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倒觉得其实‘碎片’并不可怕，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碎片化’。如果一些有意义的‘碎片’恰好可以展现历史的复杂性，能够以小见大，将研究走向推至‘整体化’，那么这种‘碎片’有可能成为学术进步的关键。我们需要着力避免的是庸俗的‘碎片’或是把有价值的‘碎片’庸俗化，没能提炼出微观个案的重大价值和意义。”付海晏强调道。

　　付海晏选择中国近现代史作为“主攻”领域，多少有些机缘巧合。华中师范大学深厚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传统，加之章开沅、马敏等名师的影响，让他最终走上了专业研究之路。从最初的商会史领域到法律社会史的“转向”，再到尝试“开启”国内宗教社会史的研究新范式，付海晏在近20年的学术生涯中，不断寻求突破创新。

　　探索近代宗教社会史研究新范式

　　发表于2009年第3期《历史研究》上的《革命、法律与庙产——民国北平铁山寺案研究》一文，是付海晏探索中国近代宗教社会史研究新范式的“起点”。

　　付海晏认为，近代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种宗教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探讨它们与近代国家构建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宗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对当前我国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近年来，如何正确认识近代中国国家、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的议题。然而，我国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不论是研究力度，还是研究范式，都有待加强和创新。”付海晏说，“宗教从来就不仅仅关乎个人信仰，它与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都有密切关系。宗教史的研究，不能只围绕某个宗教人物的思想进行阐释，更需要拓展研究视域，跳出‘宗教’的小圈子，以更为宏阔的视野予以审视。”

　　“碎片”不可怕，“碎片化”要警惕

　　除宗教社会史外，付海晏对中国近代法律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等亦有所关注。

　　“这些领域的研究者不少。若想有所创新，需运用得力的研究方法提出独到的见解。”付海晏说，“于我而言，选择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具有较大悖论性的个案，是我寻求突破的路径。”

　　付海晏告诉记者，能挑战已有结论、与以往常规性理解有所不同的个案，往往能激发他的研究兴趣。譬如鄂东民事诉讼案、火烧白云观事件、清代贻谷案等，都让他从中“挖掘”出一些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新认识。

　　“现在学界很多人认为，历史研究不应一味趋向芸芸众生和日常生活，因为这种趋向可能导致研究过于琐碎。我倒觉得其实‘碎片’并不可怕，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碎片化’。如果一些有意义的‘碎片’恰好可以展现历史的复杂性，能够以小见大，将研究走向推至‘整体化’，那么这种‘碎片’有可能成为学术进步的关键。我们需要着力避免的是庸俗的‘碎片’或是把有价值的‘碎片’庸俗化，没能提炼出微观个案的重大价值和意义。”付海晏强调道。

　　当然，在挑战一些已有“悖论”时，付海晏也有过迷茫和困惑。比如，是否存在过度阐释？如何自觉尊重历史人物本人的话语权？怎样辨别不同研究资料相互矛盾之处？这些都考验着学者的能力和才识。付海晏说，探索的过程固然艰辛，但这也正是他“品味”历史魅力的所在。

　　尝试推动“大数据”历史研究

　　1997年，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马敏曾提倡计量史学，主张通过数据衡量中国现代化的真实水平。当时刚刚攻读研究生的付海晏，曾协助导师收集过若干统计资料。最近，在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中清的数次接触中，付海晏逐渐意识到，在大数据时代，中国近现代史可以采用计量方法予以分析。“大数据”历史不仅能积累更多个案，还可通过类比将其纳入整体史研究框架之中。他认为这种尝试具有一定价值。

　　付海晏并没有将“尝试”停留在口头上。他告诉记者，目前，他正筹备设立“大数据”历史研究生班，围绕“大数据”历史开展相关课程教育和课题研究。

　　回顾多年来求学问道的历程，付海晏说，他也面临着青年学者普遍存在的焦虑：如何妥善处理考评制度所带来的压力？怎样才能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并得到学界认可？能作出怎样的学术贡献？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想做学问的时候遇到了好的导师，进入了好的研究团队，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学术平台上‘眺望’。但在自己感兴趣、有突破的研究领域中，必须沉下心来，耐着性子查阅资料、思考创新，这是任何外在因素都无法帮扶的。”付海晏告诉记者，相较于功成名就，他更看重学术生命力的持久，急功近利只会过早地将原本的积淀消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