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洋庄乡坑口村是一块令人敬仰的红土地，从1928年农民举旗聚义、揭竿闹革命，到1938年福建省委在这里成立，再到1949年崇安县城宣告解放，这里经历了20余年的革命洗礼，被誉为“红色都城”，红色基因植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攻坚克难闹革命

　　从武夷山市区开出30多公里后，进入一个群山环抱的山谷，谷中一大片平地，数条河流纵横。

　　“这里往北翻过寮竹关与江西上饶县交界，西北过温岭关与江西铅山县毗邻，从东进出此地仅有一条道，地形如此，故名坑口。这里以前人口繁密，物资也丰富，是兵家必争的天然要塞。”武夷山市党史研究室主任罗永胜介绍说。

　　罗永胜说，在1938年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选择坑口作为根据地前，这里曾是闽浙赣及中央革命根据地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红色阵地。

　　1930年7月，经党中央决定，赣东北和闽北两块根据地合并。赣东北特委仿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进行建设，坑口成为闽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1931年4月，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入闽作战。方志敏在坑口题写的“中国红军万岁”六个大字，现仍保留在坑口的土墙上。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1935年1月，国民党分兵三路向崇安（今武夷山市）苏区进攻。由于红七军团、红五十八团等主力部队的奋力阻击，敌在十天内只前进了十五公里。1935年1月25日，当敌到达小浆时，闽北党政军领导机关及直属部队、工厂、医院等单位1000多人，安全撤出大安。1月26日，敌军占领大安。撤出大安，标志着闽北红军游击队以退为进，向山区进军，从此转入全面游击战争。

　　“闽北崇安红军游击队在上山打游击的第一年，经受了‘爬山越岭’‘日晒雨淋’‘饥饿寒冷’‘疾病折磨’‘断粮缺水’‘野菜充肠’‘生死存亡’七个方面的考验，使闽北崇安红军游击队造就了思想红、作风硬、纪律强、技术精、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不怕死的队伍。”罗永胜说。

　　1935年春夏，国民党闽浙皖赣4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采取政治、军事、经济三管齐下，全面封锁的策略，企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在山上。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封锁，坚持游击战争，这年5月，中共闽北分区委在崇安县岚谷乡的黄龙岩，召开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分区委扩大会议（简称黄龙岩会议）。崇安中心县委书记曾昭铭等党政军领导参加会议。在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主持下，会议高度评价了大安会议等重要决定和措施，以及红军游击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国民党军，努力保护群众利益的做法，确定了以崇安老苏区为依托，保存有生力量，积极向外发展，开辟游击新区的总方针，闽北崇安游击战争赢来了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好时期。

　　在闽赣省委的努力下，1937年9月底，国共双方代表在光泽县霞洋乡的大洲举行了谈判，双方达成停止军事行动、合作抗日的协定。12月，中共崇安县委与国民党代表，也在大安举行谈判，双方达成8点国共联合抗日的协议。

　　1937年冬，闽北崇安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全团下辖3个营和1个机炮连，共1000多人。至此，崇安苏区作为闽北三年游击战争重要区域，胜利完成了游击战争的任务。闽北游击区域为南方8省15块游击区的战略支点之一。

　　“为了掩护闽西赣南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长征，闽北的红军主力没有参加长征，全部留下来打游击，直到抗战胜利。”

　　罗永胜介绍说，特别是到了1941年2月，国民党出动两个团，在地方杂牌军配合下，向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驻地坑口发起进攻。

　　1941年3月，福建省委机关撤出坑口，南迁到建阳太阳山，但敌人仍不放过坑口的群众。从1941年1月至1944年1月，国民党在闽北发动的三次军事围攻中，坑口仍是每次围攻的重点地方。据不完全统计，坑口原有3900多人，被杀被饿死2900多人，原有66个自然村，被烧毁57个。

　　坑口人民为福建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巨大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