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春海）日前，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副研究员王丽明经过多年的研究，认为泉州印度教石刻以大神毗湿奴与湿婆及他们的各种化身为故事蓝本，有着浓厚的印度风味，但仍融合了一些中国元素。更为重要的是，石刻创作者在以印度教题材为蓝本的雕凿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融入了中国美学观，不仅使石刻别具风情，而且有助于推断石刻创作者的背景。

　　吸引人的泉州印度教石刻之谜

　　从20世纪初开始，陆续在福建泉州发现的二百多件印度教石刻，意义非同寻常。这是我国现已发现的仅有的一批具规模的印度教遗物，海上丝绸之路中印交流最直接和特别的例证之一，也是研究古代印度教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最重要的实物。但由于史料的缺乏，印度教的晦涩繁杂，石刻的研究并不充分，以内容解读、渊源考证为多，亟待填补的领域不少。其中，石刻创作者究竟是中国工匠还是印度艺术家便是争议的焦点之一。

　　已发现的泉州印度教石刻主要有：石龛、石柱、立式神像和柱头、柱础、底座、石垛、雀替等建筑基础构件，说明它们取自寺庙或祭坛，因而成为我国在本土惟一发现的印度教寺遗存。这些石刻上雕刻的内容大多取自印度古老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故事，以大神毗湿奴与湿婆，及他们的各种化身为蓝本，有着浓厚的印度风味。因此，近百年来，不仅中国印度教史学者注意到了这些石刻，国际上也有不少研究印度教艺术的专家试图解开石刻背后的谜。

　　王丽明认为，这些看起来与当地风格迥异的石刻，和任何一件宗教艺术品一样，既带有源流特征，又有创作者独有的印记。它们因为隐含创作者雕刻时有意无意带进去的地域特征、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从而具有特别的文化价值。石刻中融入的中国元素和中国美学观，往往被研究者忽略，但它却透露着石刻创作者的有关信息，有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

　　不可被忽略的中国元素和中国美学

　　王丽明认为，首先，泉州印度教石刻的形象刻划，较为内敛。印度中世纪的印度教雕刻艺术极富动感. 相较而言，泉州石刻中的舞王没有印度舞王的神韵，更多在于形体的模仿，有些呆板。或许是创作者没有理解湿婆大神之舞毁灭与创造着世界，也或许可以大胆地猜测这与传统思想艺术渊源不无关系。元代的中国已深受佛教影响多年，艺术创作上留下大量经典的佛教艺术作品，中国人更习惯于佛教艺术的表现手法。且中国长期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中庸之道”，从美学的视角看，“中庸”之“中和”是最高审美标准。《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儒家最高道德标准的中庸也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世上“适度”，反对“过”与“不及”，逐渐养成中国人内敛而节制的个性，也一定程度上地影响了人们的艺术创作习惯。纵观泉州的印度教雕刻作品，整体神像刻划上个性风格不那么鲜明，中世纪印度教那种栩栩如生的动感艺术被大为弱化。

　　印度教不仅多神崇拜，且每一个神的化身也特别多，形象十分复杂，如毗湿奴，便有鱼、龟、猪、人狮、侏儒、罗摩等多种化身和形象，各种形象带有强烈的意象性。这给了印度教雕刻艺术大胆想象的基础，他们用多肢多头的人体形象来展现神非凡的能力，甚至用人兽交织的方式创作出全新的形象，以表现创造和生命崇拜的理念。中国是个儒道释并存的国家，从哲学范畴而言，中国古代美学观实际上是以古代儒家和道家为代表。儒家和道家中的各种神大多以现实人物为依据而产生，因此，在宗教艺术创作上，更写实些。在泉州印度教石刻里，不论是神像的刻划还是主题的表现，几乎没有特别超乎寻常的雕刻。这些雕刻中除了狮身人面，将人面安放于狮身上外，其余的都比较写实。人物造像没有特别的夸张，除了个别神像为四臂外，无特别创造。

　　简洁而写实，是泉州印度教石刻的造像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泉州印度教石刻里的“大象与林伽”，虽然表现的是印度教题材，但在整体构图和布局安排上却更有中国味。对比是中国画像构图的首要法则，是艺术表现的主要技巧手段。它利用各种矛盾以达到相互衬托、突出主体的目的。形式表现上有黑与白、动与静、强与弱、疏与密、虚与实等等，通过对比突出主体，使画面产生生命力和感染力，出现形式美。“大象与林伽”无疑是对比手法处理相当出彩的一件艺术精品，图像中欢悦大象的动与林伽的静，树的虚衬托大象与林加的实，实体的“密”与背景的“疏”，林伽的小与大象的大，对比使用如此得当，将大象的膜拜之姿，欢愉之情刻划入微，从而衬托出林伽的神圣，给欣赏者留下深刻印象。同时通过这样的对比使画面产生运动感、节奏感和韵律感，在布局中画面更加富有变化。

　　她还表示，“留白”是中国构图艺术中另一种常用的处理方式。在创作中，为了更充分地表现主题，画家极为讲究空白处理。在印度艺术中，很难找到这种明显有意地留白。在中国艺术家看来，“白”看似无物，其实却是图像构成的一部分，是经营设计的结果，丰富着实体造型。泉州印度教石刻中有三幅经“留白”处理的图像正是符合中国人的这种构图布局习惯。“大象与林伽”右上角的留白，使画面留有气口，以达“气韵生动”的美。开元寺石柱上的湿婆苦行象，甚为简洁，除了其立姿外，并无其余装饰，这种留白使画面上的直观主体湿婆苦行像，得到衬托，从而更加集中，更加突出、鲜明。调皮的克利希那，也因简洁的线条，和画面的大量留白，使活泼可亲的神像更加清晰。艺术家通过对衬托克利希那画面内容的简练处理，使用大片空白，使图像有主有宾、有浓有淡、有疏有密、有虚与实，从而增强了造型的趣味性，让视觉富于节奏变化，增加了画面美的魅力，使神像的亲切形象跃然眼前。这种“白”，给观者留下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和意境。

　　此外，泉州印度教石刻纹饰里隐含着浓厚的中国元素。泉州印度教石刻上的纹饰种类很多，有植物纹、动物纹、几何纹，有钟形、屋脊形、柱形、龛形等。它们有的装饰画面，有的处于图像的服装、冠帽、佩饰等，是图像构成的重要部分.石刻上也有不少纹饰与同时代泉州其他宗教的纹样图案相似，也许这是当时的工匠共同喜爱的一些装饰图。时至今日，这些石刻纹饰仍能让我们感触到当年工匠的巧夺天工和兼容并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