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警句浓缩了犹太哲学家阿多诺对二战的深刻反思。阿多诺并非要取消艺术，而是追问在奥斯维辛之后艺术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重获灵性生活方式的路径。70年过去了，当我们庆祝抗战胜利时，阿多诺的“奥斯维辛命题”再次彰显。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但不写诗也是野蛮的。于今人而言，重要的是人类如何走出奥斯维辛，进入审美活动，重获诗意生活。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奥斯维辛事件”不只是道德伦理问题，更是哲学问题。在发生了有组织的、公开的、凭借现代技术手段和工艺流程的灭绝性大屠杀之后，我们必须对人类的行为重新认识，必须对人类文明的根基重新反思。这是阿多诺区别于其他二战反思者之处。

　　“奥斯维辛”的出现说明了道德伦理的无力与生命意义的虚无。这对于将揭示生命意义本身作为天然使命的诗人而言，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在“奥斯维辛”之后，他们还能写诗来称赞这个世界的美好，那将是对自身的不诚实，是对世界的虚伪，是对自身赖以生存的信仰根基的毁灭。这令我们想起 “诗意栖居”的海德格尔。他将“奥斯维辛”视为现代技术作为座架统治人的诸多例证之一，是人类历史的“天命”。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高贵的沉默”，“顺应天命”，“诗意地栖居”。这在战后一度成为思想界流行的“行话”。

　　在阿多诺看来，这种诗意栖居是野蛮的，是对不合理现实的辩护、对人类苦难的漠视，其本身就是一种糟糕的极端的虚无主义。奥斯维辛是虚无主义在现时代的惨烈爆发。它不是一次偶然的个别的历史暴力事件，但也绝非海氏意义上的必然“天命”。“奥斯维辛”所代表的虚无主义反映了现代工具理性对人的宰制，反映了同一性原则对多样性的野蛮侵略。这是近代理性主客体关系失调导致的现实后果，但不是必然结果。走出“奥斯维辛”，最根本的是要根除它赖以形成的人类思维根基，即对近代主体理性进行根本的反思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