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　郭泉真

　　这次采访，有点硬着头皮去，到最后也有点硬着心肠听。

　　硬着头皮去，是因为头一次对采访对象这么不了解，亦难再多了解。

　　他2014年12月到任上海博物馆“新掌门”之前，52年人生心路，几无一篇公开报道可寻。想找人侧面采访，起先也不知问谁。

　　硬着心肠听，是因这位“2017年全球最忙碌博物馆”的馆长，谈到最后嗓音已疲。

　　那天傍晚采访之前，他行程满满又见缝插针，中午赶去与越洋而来的芝加哥同行交流。

　　约他采访，16年前记得他家电话号码一拨就通。

　　2002年，因采写北京十三陵大修登门求教时，他的身份是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系主任。一位年轻教师至今印象深刻：那些年给他发工作电子邮件，杨老师往往都神速“秒回”，可见他的办公节奏和“在场”时间。

　　2008年，他被调任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很快业绩斐然，时任分管副校长林尚立称为“历史性突破”。

　　高校文科重大课题立项，全国每年不过几十个，复旦往年通常就几个。他那时突破到十几个。

　　而且还不止一次。这个纪录，之前未有，至今难再。

　　所以一位曾经的复旦校办人员印象深刻：那年全校团拜会，罕见地请了这位处长上台发言。

　　按惯例，一年一度的这个会，向来是请三位教授，以教职人员身份，分别代表文、理（工）、医三科致辞。这一次他以管理人员身份，代表文科上台。

　　他被调任上博前，上级组织部门曾认真听取复旦教职员工等各方意见，约谈人数之广泛、之深入，亦慎重得令人难忘。

　　他坦言，自己从留校任教，到成为系主任，再到成为校文科科研处处长，后又接任葛兆光先生，在2013年成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这一路走来，虽也一直是被调任，但到上博，自己还是“有点意外”。

　　他笑道，12岁因楼道大字报，而好奇于历史至今，这一路走来，又似都在为上博此行做准备。

　　于是便从来路说起。

　　复旦前传

　　那是1974年，当时正“批林批孔”“评法批儒”。

　　小东门附近他家中楼道里，拾级而上，大字报铺天盖地，四面墙壁贴满。12岁的杨志刚正是求知若渴少年时，对批谁评谁懵懂无感，倒是“法家”“儒家”“孔子”“周公”这些高频字眼，人物故事，让“历史”如命运的种子，鸟衔风吹而落，落入他的心田。

　　1980年，他如愿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读完本科，又读硕士，后再博士。

　　岁月无心，而柳自成荫。

　　采访前，为侧面了解找到两位他的前同事，都对杨老师的工作之投入、业绩、作风，印象深刻；都很熟悉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骑着辆“老坦克”到复旦上下班，连车型是28寸都脱口而出；却唯独，对他个人家世一无所知，“他平时和我们在一起，谈的都是工作”。

　　大家只是从他的温和有礼，推测这位有点神秘的好领导，想来是家风使然。

　　而他念念不忘的，是大学期间从周谷城先生等诸多师长身上，所受到的潜移默化。

　　“复旦文科大师非常多，仅仅历史学科就很多。”攻读硕士时，他的具体指导老师是朱维铮先生，当时的招生导师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历史系兼职教授方行；攻读博士时，他的具体指导老师是吴浩坤先生，当时博士点的导师杨宽先生已长期定居美国。“杨宽先生对中国古代史的好几个专门领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得出一些很了不起的结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出他的全集，第一辑就多达满满一箱子。在系统性上，杨宽超过复旦历史系的很多老先生。朱维铮先生的特点是非常敏锐，极深刻，他是看透了，讲透了。吴浩坤先生则非常扎实，从史料入手，他也是复旦文博系的创始人、首任系主任，为人非常平和，非常低调。”

　　杨志刚至今感念：不仅做学问受到熏陶，做人也都有影响。

　　而温和的杨志刚，也有人如其名、其志如刚的一面。

　　他的硕士论文研究宋代家礼制度，博士论文研究先秦礼文化，随后扩展而成在全国率先的专著　《中国礼仪制度研究》。

　　二十世纪的百年中国，在世纪之初的五四运动控诉“礼教吃人”点醒世人之后，在世纪中叶一度铺天盖地的“批克己复礼”“打倒孔家店”之后，在即将走入新世纪的最后时段，他以鲜有人至的完整研究，破题中国“礼文化”。

　　日本著名汉学家吾妻重二教授在其专著中评价称：“杨志刚的研究通过礼学及礼制对儒教仪礼的发展进行了通史性的考察，是一部为数不多的可称作‘中国仪礼史’的著作。”

　　“我觉得自己想明白了。”在杨志刚看来，“怎么把握传统与现代？”这个近现代中国人的重要课题，一百年来限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好好解决掉。被迫开放导致先天局限，五四运动背景下成长的一代，在精华与糟粕之间难以跳出历史的限定。一百年后，“文化自信”，也正是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新时代节点。

　　他从史料研究中睁开眼睛，认定传统的东西是不可全然抛弃的，中国古文化达到这么高的高度是有其道理的，里面有好的东西，有正能量，有今后用得着的资源……“想明白了。”于是坚定而无畏。

　　1993年，年轻教师杨志刚便在是年第3期复旦学报发文：《礼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而促使他思考这个命题的，是在学报发文之前，那些年的“时代之问”。

　　“做一个人文学者，一定要有对时代、民族、国家的关怀。如果有，肯定会很关注外部世界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最后怎么回应，会体现在学术成果里。

　　“这当然不是指随风飘萍一味逐变那种，而是人文研究一个基本的立场，这是需要的。

　　“研究历史的，像王国维、陈寅恪，都对时代性的变化非常敏感。越是大家，越是如此。

　　“书斋，和外部世界是相通的。”

　　进入中学就喜欢上了文史的杨志刚，从中学起长期保持着一个习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这四张报纸，必看。

　　所以文博系那位青年教师印象最深的，正是“杨老师谈学术，总有很多新的视角、新的外界信息，他对外面世界的变化很敏感、情况很熟悉”。

　　这种“不局限”，源于周谷城先生主张的“博大精深”，不囿于一个很窄的领域。

　　这种“通达”，也源于朱维铮先生强调的“通贯”，注重一个大的背景、时间线索。

　　所以通常会问“你做历史是做哪一段”，而在杨志刚这里，不是如此。

　　他留校任教后，开了一门持续很长时间、一度是文史哲本科生必选，也是文博专业必修的“文化人类学”课程，目的是要从自己原先所治的思想史，拓展到社会。“思想史容易过度局限于观念，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对学问精进很有益处。”

　　从观念的，到社会的，再到物质的（文物博物馆），从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系统，最后从博物馆学的研究层面，直接进入上博实务操作。

　　所以杨志刚笑言，回看自己一路走来，似乎也是为上博之行做准备。

　　这种“不局限”“通达”，还受到一些外国汉学家的影响。

　　在复旦求学时，许多国内外的一流学者，如李学勤、庞朴、李泽厚，还有杜维明、魏斐德，都来上过课、开讲座、做交流。大约1985年，魏斐德来复旦时的一次小范围座谈，一个思想对杨志刚影响很大。

　　“他当时讲东西方文化思想比较，从文化发展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巨大作用，讲到‘方向’是重要的；而这方向，似有一个switch（交换机），是可以加以转变的；就像火车轨道上的扳道，一扳，火车就往另一个方向走了。”

　　2013年接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的就职会上，杨志刚就讲到这个观点：我们做学问，一方面为学问而学问，另一方面也感受到时代对学问的影响；　我们处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这代人，怎么找到这个“接榫”的地方，这是我们应该关心的。

　　这里说的“接榫”，就是魏斐德说的“switch”。

　　这种“接榫”，当然不是简单拼接，而是在研究过程中，放进这种时代关怀。

　　如此，就能理解精研隋唐制度、写下皇皇巨著的陈寅恪，为什么要研究柳如是。

　　学术，一方面是清理过去，一方面也是建设当下。

　　所以杨志刚由衷觉得，能在上博有一段直接操作的实际经历，“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虽然，他早先的人生安排，是做一个纯粹的学者，期盼在相对安静的环境里把自己的事做好。

　　然而从接替蔡达峰教授担任文博系系主任开始，他一连串的“跨界之旅”就开始了。

　　本想只做一届，一届三年，可拖到第四年大家还是把票投给了他，就此一做八年。

　　2000年被正式任命为文博系系主任，大约一两年后，复旦大学年末考核开展全校各院系之间的评比，第一次的第一名，是文博系。教学、科研，都是第一。

　　而此时的文博系，和成熟院系比，还处于创业阶段。很多课程都还依赖外面的力量：博物馆、兄弟院校以及本校历史系师资。

　　杨志刚下力气抓课程建设和队伍建设，慢慢有了成体系的从本科到硕士生、博士生的基本课程，且都是自己的老师任课。

　　同时，抓学科发展。一方面争取科研项目。一方面在学校支持下，申报对学科发展至为重要的博士点，虽然非常艰难，但终于在2002年闯关成功。2003年，在复旦自设博士点时，又申报成功第二个。

　　同时，理顺管理架构，做大系科规模和体量。教务员、教学秘书等不再依附历史系。招生有了单独编号。教学办公场所不断增扩。

　　同时，争取办学资源，建立开放平台。复旦文博系从1984年起，和国家文物局合办了18届的全国文博干部培训班，被一些人士称为中国文博界的“黄埔军校”，后来陕西三大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秦兵马俑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馆长，都出于此“黄埔军校”第一期。2004年，经过申报，全国省级文物局局长培训班、全国省级博物馆馆长培训班，落在了复旦文博系。又从教育部争取到数字化博物馆立项，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时，为学校委托代管的复旦大学博物馆，新建成“于右任书法陈列馆”，馆名为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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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走过的人，说起他那些年都是一个字：“忙”。

　　及至2008年被调任文科科研处后，又何以能争取到前所未有的立项数？

　　杨志刚说来都很实在：我对文科的基本情况比较了解，对核心、骨干科研力量了解比较清楚，容易对接，路由器效应更顺畅；申报前的“排兵布阵”非常重要，就借助专家力量一起研讨；通过专家委员会，发挥教授治学的作用，有些决策就比较让人信服。

　　而杨志刚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倒是有一次教育部的重大课题立项，复旦初选入围了6个，6个课题组赴京面试当场汇报，结果却是颗粒无收。“唉呀！当时我和葛洪波副处长一起去的，从汇报场地到北京机场，这一路上，两个人相对无语。所以也不是都顺的。”

　　本也想就做一任，三年后也提出过。

　　一直到2013年上半年，学校才将杨志刚调至文史研究院任院长。再一年半后转上博。

　　就任文史研究院院长的现场演讲，他的开场白风趣而赤忱：“此刻我站在这里，情不自禁地想起六年前文史研究院的揭牌典礼，记得那是在光华楼二楼的大报告厅，当时我是带着兴奋，也带着一点‘隔岸观火’的散淡，没料想六年后这把火把我给‘烧’上了。刚才杨校长和葛老师跟我握手的那一刻，我感觉到一股巨大的能量传递给我，我是彻底地被点燃了。如果现在是在3D或者4D影院，大家借着眼镜一定看到我正在燃烧。”

　　回看每一次调任，都和到上博一样，“有点意外”，但这“不是个人的事情。组织上定了，就没有理由不把事情干好”。

　　虽然，刚到上博，先是干部热忱直言，再是员工直言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