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尔型政党理论所描述的并非传统的单一型政党，而是国家权力建构范围内的政党联合体，这些政党在议会选举的政治表演中不知羞耻地一次次上演西方政党政治的竞争性民主闹剧，但实际上它们通过各式各样的私下协商分享了“竞争性民主政治”的政治权力，这些政党经由选民与国家的中介人角色转换，最终变成了政权的代理人。

　　纵观西方政党政治的演变历史，可以说马克斯·韦伯有关政治以及政党的论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党类型学研究的发展方向。1919年，他在题为“以政治为业”的一次演讲中使用了“政治职业化”这一观念，此后西方政党政治发展逐步淡化甚至抛弃了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并将注意力转向政党组织建设和政治、社会资源的掌控。西方政党政治的这一实践转向，就此为政党类型学理论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接续马克斯·韦伯引起的西方政党政治理论的变革，迪韦尔热和纽曼在这方面作出开创性贡献。

　　对迪韦尔热政党类型理论的改进

　　迪韦尔热通过对他所处时代西方各类型政党进行的理论描述性分析，意图构建一种普遍适用的西方政党政治理论。他主要按照政党党员的人数和组织内部的关系作出了干部党、群众党和信徒党的分类，其中信徒党特指“纳粹党”这样的以单一政治领袖为核心的政党组织，而干部党和群众党的区别则侧重在政党组织内部成员的工作分工、类型与效能意义上。干部型政党的特征是组织相对松散，整体性意识相对缺乏，大多情况依靠组织内的少数政治精英实现政治目的；而群众型政党则以明确的政治纲领、章程为组织基础，不仅拥有数量众多的党员，而且还执行严格的入党程序、开展严密的组织生活。这种政党分类方法为以后的政党组织类型学研究奠定了现实基础。

　　西方政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不断进行政治组织分化与政治重组，原有的政党分类方法已无法将大量新兴的由少数精英控制却拥有大量党员的新型西方政党进行归类。库勒通过对荷兰各政党进行的长期经验性研究，对迪韦尔热的政党分类法理论进行了改进，并将这些新型政党取名为 “现代干部型政党”。库勒将此类政党的特点归结为：拥有以议会党团为代表的职业领导集团，政党领袖对基层党员有着高度责任感；政党组织保留群众型政党的垂直组织结构；党员是政党资金和领袖选举的主要来源；选举纲领指向明确的选民范围，但不局限于某一阶级。就事实而言，库勒的这一新概念，依然无法定义荷兰之外的西方国家政党，例如，加拿大的许多政党也有着严密的中央与基层组织，但党的领袖在当选后完全不受约束，对基层党员几乎没有义务；而美国民主党、共和党更是以选举人为核心，甚至党的全国委员会也只能为派系竞争提供政治表演舞台。因此，维尔主张按照党员在政党中的实际参与程度（包括成员介入程度和积极成员的数量）重新划分干部党和群众党，这样也就弥补了库勒的“现代干部党”在理论概括性上的不足，为进一步阐述以政治精英为中心同时又拥有大量成员的西方政党提供现实的理论支撑。

　　值得指出的是，迪韦尔热的理论被后继的研究者看做是相对静止而明确的分类学，包括库勒和维尔都陷入了为解释西方政党的静态组织形式而不断修正理论的困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稍晚于迪韦尔热的纽曼的理论分析，他在将西方政党区分为个人代表型政党和群众整体型政党时，认为政党组织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选举，也应该给市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和精神上的归属感，进而不断提高市民和群众的整体性意识，而以此为发展目标的群众型政党必然会取代传统上只代表个人的政党（相当于迪韦尔热所说的干部党）。从这一意义上讲，纽曼对干部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政党和卡特尔政党的演变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路径，为政党类型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