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繁荣与大力倡导廉洁政治息息相关，修纂《唐律疏议》，对官吏贪污贿赂作了严密规定，从而与官吏铨选、考课、监察制度一起，构成了行之有效的廉政机制。一批廉洁奉公的士大夫文人应时而生，比如盛唐的卢怀慎、狄仁杰、姚崇、宋璟等，中唐中兴时期的杜黄裳、钱徽、白居易、韦夏卿等。他们以社稷为重，崇德尚俭，勤政为民，并对廉洁从政多有思考，丰富和深化了唐代的廉政思想。其中一些富有创新的观点和做法，比如姚崇的“廉慎”、柳宗元的“吏为民役”，以及白居易用诗歌“公布”为官收入等，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姚崇的“廉慎”

　　姚崇历任三朝宰相，功勋卓著，司马光赞誉他为唐代四大贤相之一。他著有《执秤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统称为《五诫》，这是他的为官宣言，也是他吏治及廉政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五诫》中，姚崇提出了为官者需“廉慎”的重要思想，其含义约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要“慎乎在位”。因为“禄厚官尊”“为政以公”，所以为官者“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持节、勤廉、反贪是做官的基本要求。二是要“以廉慎为师”。他认为起贪心会产生灾祸，“贪则灾之所起”，所以“苟自谨身，必无谤耻”，“欲无悔吝，不若守慎”，这是为官“自省”的要求。三是要“如镜之明”。他指出，“当官明白者”要有“冰壶之德”，要达到“如镜之明，如镜之洁”。要之，姚崇的“廉慎”思想不仅是一种律例规范，还是一种内在自省和心性追求。姚崇在仕宦生涯中严格奉行“廉慎”的要求，他举荐张柬之、宋璟等良相贤臣，猛烈抨击“当官以害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贪官。他“志守公平”，杜绝以权谋私，皇帝关怀其子时他坦言两子“为人多欲而不谨”，不以重权为儿子谋一官半职。他生活非常简朴，以宰相之尊却无自己的房子，租居陋室于郊远之区。当时社会厚葬成风，而他立下遗嘱，要求从简办理后事，禁止铺张浪费，并告诫子孙也要秉承从简遗风。

　　姚崇的“廉慎”思想及其仕宦实践，丰富了我国古代优秀廉政文化的内涵，对当前反腐倡廉工作也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一是他把“廉慎”作为当官者实现廉洁从政的有效途径。姚崇的“廉慎”思想，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把为官者廉洁从政与古人对圣贤君子的终极追求联系在一起，容易引发士大夫文人的共鸣。“慎乎在位”的起因是持节、勤廉为官之基本，所以“不能贪”。“以廉慎为师”的前提是因为起贪心易致灾祸，明白了这一层道理之后，所以“不敢贪”。“如镜之明”的言下之意是，追求至善的人格是士大夫文人的理想，这样的人，根本不会有贪污的念头，所以“不想贪”。二是他作为前贤有垂范效应。姚崇践行“廉慎”思想的作风备受推崇，唐玄宗评价他“有忠臣之操，得贤相之风”。姚崇逝世后，其政敌张说也由衷地赞叹他“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姚崇给后人留下了很好的榜样，后世的同道中人容易生发“德不孤，必有邻”的感慨，他的清白为官之论值得今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