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发生的云南鲁甸地震，严重程度不亚于四川芦山地震，救援难度更大。政府在不到一周内，为20多万名灾民分发了6万多顶帐篷、8万张折叠床、十几万床被褥、4万多套炊具，以及大量米面油等生活基本保障物资。如此数量的物资供应，是依靠平时全国19个中央级救灾物资储备仓库，以及“中央-省-市-县”四级救灾储备网络的建设和运营来保证的。这是民间力量很难企及的资源和效率。这种资源集中调配的能力，也使得政府在灾害发生后的应急阶段，居于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

　　政府在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要保障的，一般被简要概括为“六个有”，即“有干净的水喝、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医疗、有学上”，差不多能覆盖大部分灾民的基本保障需求。而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标准的角度来评估，这一要求还是显得有些粗疏。国际通用的救灾指南《环球计划—人道主义宪章与人道救援响应最低标准》中，将灾民的需求分为水和卫生、食品、住所和非粮食物资、健康以及安全保护5个大方向，同时强调弱势群体因在灾害中更脆弱而需要受到格外关注，比如灾后婴幼儿和哺乳妇女的营养应该有格外保障。

　　2014年12月，各国人道援助机构在过去20多年全球行动的经验基础上推出了《人道主义核心标准》，共有九大原则，强调以灾民为核心、注重公平、保证灾民的参与和表达以及人道机构应该不断学习总结提高等。这些进一步保障灾民尊严的要求需要以足够的专业性和精细化分工为基础，而这些都是政府应急体系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治理模式很难做到的：常规保持这种响应力量成本过高。因此，有很多需要民间组织发挥机动、灵活特点和特定作用的空间。

　　民间组织的专业性，还可以在除紧急救援的其他阶段发挥特殊作用。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工作更侧重于硬件建设。让灾民重新获得幸福生活，还需要有生计、心理、社区关系、文化、环境等多方面“软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