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的危机治理离不开对公共危机的正确认知。在多重风险的交织效应下，公共危机显露出常态化趋势的同时并存在多重性矛盾：社会性与制度性诱因结合、不确定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突发性与渐进性共存。公共危机对国家治理具有两面效应：既有破坏性损害，又具建设性潜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中，公共危机具有组织变革、制度创新、体系重塑和凝聚共识等治理潜能。转化性开发公共危机的治理潜能，必须拥有历史高度的大局观，从提升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着眼，在科学认识危机成因前提下对危机防范疏漏问题进行制度性检视，在深刻总结危机规律基础上将危机压力转化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动力，在系统把握危机矛盾基础上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危机治理效能。

　　【关键词】公共危机；多重矛盾；治理潜能；转化性开发

　　【作者简介】孙晓晖，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公共危机治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刘同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金项目】广州市社科基金项目“当前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辨析引导及其共识达成研究”(2018GZMZYB21)。

　　公共危机是由单一或综合的自然性、社会性和制度性诱因而导致的破坏社会秩序与生存空间、威胁公共安全和制度规范的危机事件，主要包括自然灾害危机、公共卫生危机、公共安全危机和重大涉外危机等。2019年底爆发于中国中心城市武汉并随之蔓延至全国以及全球诸多国家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即属于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科学的危机治理离不开对公共危机的正确认知，因而辨析公共危机的矛盾属性，是决策者科学识别风险、有效化解危机的重要前提。在多重风险交织效应下，公共危机作为一种常态化存在，在危机成因、危机结构和危机影响方面隐含复杂多变的多重矛盾关系。透过表象深入公共危机的内在本质，公共危机的“矛盾性”还突出体现在危机影响的两面效应上：危机是危害和机遇的统一体。公共危机尤其是重大突发性危机致使我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规范面临严重的破坏性影响，也在危机发展中遗留了不少亟待总结和反思的治理难题。在公共危机中对国家治理、制度建设、应急管理和危机意识等方面进行建构性反思，使得公共危机内嵌有组织变革、制度创新、体系重塑和共识凝聚的治理潜能。然而，危机内蕴的治理潜能不可能自然释放，更不会自动泯灭。需要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大局观，从推进我国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出发，诉诸建设性开发和创造性转化的建构路径，在系统把握危机矛盾基础上把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危机治理效能，才能从根本上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危机怪圈。

　　一、由表及里：风险交织下公共危机的多重矛盾

　　伴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危机治理越来越凸显为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实践课题。当前是中国自身治理的关键期，也是各方面风险不断累积的集中突发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既有多种样态的社会性风险，也存在程度不同的制度性风险。在各种风险的交织影响下，公共危机既是一个综合了威胁性事件、情势与过程的事实范畴，还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充满内在矛盾关系的价值范畴。多重矛盾是公共危机的本质属性之一，也是廓清危机迷雾的重要工具。在公共危机的多重矛盾关系中，社会性与制度性诱因、不确定性与合规律性结构以及突发性与渐进积累性特征等三对相反相成的关系，共同构成了现代危机治理要面对和检视的矛盾图谱。以往危机治理侧重对危机表象的社会性归因、不确定性带来的非程序化决策和突发性造成的应急管理，从而容易忽视对危机内在制度性诱因、规律性关系和渐进积累过程的综合治理。推进我国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必须从公共危机的多重矛盾和本质属性出发，辨析危机表象背后的制度必然性、发展规律性和内在矛盾性。

　　（一）人性论背后的制度根源

　　学界经常把公共危机置于风险社会的理论框架下分析。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随着两极世界的消退，我们正在从一个敌对的世界向一个危机和风险的世界迈进。”[1]在风险交织的社会，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风险后果愈来愈成为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阻滞力量。关于公共危机的生成诱因，已有研究表明人性论基础上的社会性因素是社会冲突和抗争政治的主因。对此，西方学者从人性假设的视角提出了两种分析框架：一种是以罗伯特·吉尔、塞缪尔·亨廷顿和齐默尔曼为代表的危机“偶发论”，认为人性本善，人类的本性是追求和平、珍视安宁和向往友善，危机状态只是一种暂时偏离正常秩序轨道的非常状态，其源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另一种是以蒂莉为代表的危机“固有论”，认为人性本恶，危机和冲突对抗是人类的永恒状态，这一状态由人性中固有的冲突性与对抗性所决定，由此得出公共危机是一种正常秩序和正常现象。

　　亨廷顿和蒂利等人的观点在以往危机治理实践中造成了广泛影响，但由于他们的主要议题是社会冲突和抗争政治类公共危机，这决定了其更多是从社会性而非制度性层面对危机生成进行归因。“偶发论”与“固有论”对于危机状态的剖析在价值尺度上难分高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两种观点的理论起点都是从人性假设角度出发，通过审视个体的思想动机、心理需要和行为选择上升到对公共组织和社会行为模式的分析；其共同之处在于，无论是“偶发”还是“固有”，公共危机作为一种事实存在都具有某种显性或隐性的社会原因，是人性的内部冲突和社会的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在明晰基于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社会性诱因的同时，“偶发论”和“固有论”却同时忽视了公共危机的制度性诱因。事实上，除了自然因素导致的危机之外，公共危机的生成既存在深层次的社会性原因，更有深刻的制度性根源。虽然社会性归因和制度性归因存在一定的从属交叉关系，但在公共危机更多由于治理失效而频发的当下，二者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矛盾性关系。“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2]制度性缺陷是产生各种风险和公共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也是一种制度性危机。[3]各种制度矛盾、制度缺陷、制度不完善、制度执行不力抑或制度设计带来的利益倾斜，不但会成为公共危机的生成诱因，而且很容易成为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原因导致的公共危机进一步蔓延和升级的助推器。只有从社会层面和制度根源层面综合认识和全面分析公共危机的生成诱因，才能为防范危机和实现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二）不确定性背后的规律性

　　公共危机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危机本体在萌生、形成和发展中难以被准确预测；二是危机治理的决策大多属于非常规状态下的非程序化决策，其后果很难把握。频频发生、轻重各异的公共危机，到底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爆发，及其爆发的起因、事态变化、发展趋势乃至波及范围、广度深度等，在事先、事中甚至事后都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如英国学者齐格蒙·鲍曼所言，“灾祸有选择地在不同的日子、不同的时间敲着每一扇门。”[4]公共危机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危机治理决策的非程序化。决策行为涉及诸多条件和因素，系统论将之概称为制约要素。在非危机情境下的常规决策中，决策的系统要素是相对完整的，系统结构是相对有序的，这主要体现在信息源的充足和决策时间的宽裕上；而在危机状态下的非常规决策中，决策的系统要素相对缺失、系统结构相对无序，集中体现在信息滞后性、信息量“碎片化”和决策时间紧迫性上，加之由于紧急情况限制无法使用先进技术手段，由于时间紧迫无法有效讨论、深入研究和全面分析，致使危机决策更多依靠人为主观判断，决策前景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公共危机混乱性、无序性和不确定性的外在表征下隐藏着深刻的逻辑规律性。引发公共危机的宏观关系主要分为两类：“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前者引发自然灾害危机和公共卫生危机，后者诱导各类公共安全危机和重大涉外危机。当两类矛盾之间是平衡和谐的关系状态时，整个社会处在“理论意义”上的绝对平稳状态。但只要存在或发生任何破坏两大关系平衡和谐的因素或事件，都会对这种平稳状态产生负贡献；当负贡献日积月累达到一定程度，形成足以打破原有平衡关系的条件和能量时，就会出现一个“临界点”；“临界点”的出现表明危机进入前兆阶段，大自然中看似一个细微的外在变化或者社会中一次错误的舆论引导都有可能成为突破“临界点”的导火索；一旦导火索被点燃，“临界点”被突破，相关公共危机就会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之所以发生并大范围蔓延，新型冠状病毒扮演了非常关键的“临界点”角色。科学有效的危机治理，必须正视公共危机的不确定性和规律性，坚守和捍卫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协调的“临界点”。

　　（三）突发性背后的渐进积累

　　公共危机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体现为突发性。由于极大的突发性和危害性，公共危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成为社会关切的焦点和热点。作为一种典型的质变形态，公共危机在引发事物性质及其状态的根本变化之前需要经历长期的量变积累过程。如一次特大地震的突发是历经成百上千万年甚至是上亿年地壳内部难以计数的细微变化所引发的；特大洪水溃坝淹没人们的居所、威胁人们的生存之前，往往是数日甚至数月的暴风雨；社会动乱甚或革命运动的发生，是动乱者和革命者长期预谋或长期愤怒堆积后的总爆发；新冠肺炎疫情表面上看来具有极大的突发性特点，实际上是部分民众野味陋习长期存在、现代性生活治理理念缺失以及公共卫生监管缺位的集中呈现。因此，突发性只是危机的表象而非本质，长期的渐进积累才是导致公共危机发生的根源。

　　公共危机的生命周期也从侧面说明了量变式持续积累过程的存在。一般而言，公共危机一旦爆发，总会持续一段时间，即一般意义上的潜伏期、爆发期、高潮期、缓和期和消退期五个阶段。社会燃烧理论形象地描述了危机从萌芽到发生的演进过程，它把社会系统的无序、失稳、失衡、动乱和暴乱，同自然界的燃烧现象进行类比，因为社会系统从井然有序到杂乱无序，最终可能导致衰亡，其内在机理实质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系统逐渐被破坏的过程。[5]37-38科学治理公共危机，不仅要重视危机的制度性成因与合规律性结构，更需加强对公共危机不断发展蔓延的过程防控和源头治理。只有将治理重心更多转移到危机质变前的量变前兆阶段，提高危机爆发前期的预警效能，才能将重大危机猝然来临的突发性效应及其破坏性影响降至最低限度，从而为后续有效的危机治理争取到宝贵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