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16年期间，中国实际国民总收入年均增长9.6%，是同期世界上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增长速度。这个时期，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也是世界上最快的，城市化率从17.9%提高到56.8%，每年以3.08%的速度提高，不仅远快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0.33%）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39%），也明显快于处于类似人口转变阶段国家的平均水平（1.75%），以及处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65%）。这个时期中国对世界城市人口增量的贡献为25.6%。

　　在过去40年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重新配置，都充分展示了相关改革如何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的体制障碍，从而把有利的人口特征转化为高速经济增长、显著结构调整和深刻社会变迁的改革进程。因此，城市化推进的过程及其揭示的体制变革、结构转变、增长贡献和分享效应，可以成为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实现分享过程的一个全方位缩影。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于2010年到达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这一人口转折点不仅从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产生对经济增速的不利影响，还倾向于减慢城市化速度。

　　2010—2017年期间，城市化率的提高速度呈现递减趋势，年提高率从3.33%下降到2.04%，而根据一般发展规律，中国城市化的任务远未完成。从城市化率指标看，中国要达到所处收入组即中等偏上收入国家65%的平均水平，尚有一定的差距。

　　过去40年中，以拆除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退出，在城乡、地区和产业间流动，实现对高生产率部门的进入为特征的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是二元经济发展的有效经验。随着人口条件的转变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这些经验按照内在的逻辑实现更新，是推动城市化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提升的关键，与此同时，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也将在劳动力的退出、流动和进入方面产生新的内涵。

　　退出的动力：从激励制度的变革到生产方式的变革

　　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及与非农产业趋同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劳动力始终大规模转移，而且在城乡普遍呈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农业机械的使用越来越具有节约劳动的性质，农业生产中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已经加速，然而，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却没再显著缩小。

　　其原因在于，由于农业的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在物质费用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导致劳动生产率未能伴随资本投入的增加而提高。与1978—1984年相比，2007—2013年粮食生产中劳动边际生产力提高了数十倍，而资本边际生产力则显著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