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3月22日美国公布对华301条款调查报告以来，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频频放言、多方出招，在国际国内舆论场上造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在美国，面对这样的一意孤行，为数不少的普通民众、社会精英、智库、媒体，不断发出充满忧虑的声音。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认为，“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开展贸易战的决定，在方法上是僵化的，在目标上是盲目的，在后果上是自欺欺人的”“特朗普正在给这个国家带来真正的经济成本，却不会实现任何特定目标”。

　　美国实业界感受到了美国政府带来的巨大压力。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评论认为，“美国进口的大部分（近60%），是美国公司为生产而购买的直接投入，通过美国工人之手在美国组装，就像美国中洲钉业公司需要进口用来制造钉子的钢丝一样。甚至连服装、鞋类、工具、家电、食品、家具、电脑等成品进口消费品，也不是美国消费者直接购买，而是家得宝、塔吉特、好市多、沃尔玛、百思买等美国零售商的投入，这些零售商雇佣了数百万美国工人。因此，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是对美国公司所使用的直接输入的关税税率，这就增加了它们的运营成本，使它们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上竞争力下降”。

　　美国企业开始用脚来反对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最近两个例子说明了美国企业界的态度：特斯拉决定迁移至中国上海建厂，哈雷—戴维森摩托车之前做出了搬迁至印度的决定。7月25日，美国智库米塞斯研究所发表《特朗普对贸易战的无知》报告认为，“特朗普政府为增加关税做出的辩护是对抗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和‘窃取知识产权’，但其真实意图将是迫使中国向美国商品和公司开放市场”“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发动贸易战并不是爱国主义，也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它并不是要真的保护美国企业。贸易战是有关政治的，是特朗普对外贸的无知。特朗普夸大了有关对外贸易的‘流行神话’（美国是失败者）”“特朗普开启了一个同时给美国和中国都带来痛苦的过程。谁能打赢这样一场战争？没有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后果是，美国汽车制造商因受到当下环境的‘刺激’而在中国开设更多工厂，为中国国内消费提供服务，从而剥夺美国汽车工人的就业机会（特斯拉和哈雷—戴维森就是例证）”。

　　美国政府的政策让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7月24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特朗普经济民族主义的代价：美国失去外国投资》报告认为，美国政府挑起贸易战所付出的代价之一是：所有投资都变得更加不确定和政治化，无论是外国还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对美国的净投资几乎降为零；企业投资从美国移出，将减少美国的长期收入增长，减少高薪工作岗位的数量，并加快全球商业转移出美国的步伐。报告分析说，“以外国直接投资（FDI）在2018年第一季度以及在2017年和2016年同期流入美国的情况（美国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最新数据）为例，2016年第一季度，总净流入为1465亿美元；2017年同期，这个数字为897亿美元；2018年同期，这个数字降到了513亿美元。这种下跌是美国吸引力普遍下降的结果，今年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已回落至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低点，而现实的情况比这些数字还要更糟糕”“这些迹象表明，美国政府对经济全球化敌对态度的涟漪，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传递到全球的各个领域，并正在产生和发酵诸多负面影响”。

　　 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可能使得美国经济再次进入大萧条。7月23日，美国智库经济教育基金会发表《特朗普和胡佛式贸易政策的危险》报告认为，“许多政策失误导致了大萧条。货币政策理应承担最大的责任，但政客们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并从根本上扩大了监管干预的规模。一场针锋相对的贸易战，主要是由美国引起的（胡佛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也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毁灭。可悲的是，历史可能正在重演，至少在贸易方面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如此令人担忧”。报告分析说，“总统挑起了一场贸易战。他的行为正在侵蚀盟友和对手之间的信任。一旦失去了信任，就很难重建信任。美国企业领导人现在等待风暴过去的想法可能是一个错误，因为在此期间可能会造成真正的损害：威胁和应对威胁产生了不确定性，导致企业推迟对新工厂和新设备的投资”“可悲的是，特朗普似乎对这些担忧置若罔闻。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上世纪30年代的教训是：‘从贸易战中恢复过来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