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场危机及其深层次原因，对比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道路日益彰显的优越性，对于我们把握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面临的制度困境及其未来走向，更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方经济政治发展模式跌下神坛

　　十年前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等许多国家。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复苏过程之慢，经济损失之重，都为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以来之最。从表面看，十年后的今天，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已开始复苏，但这种复苏主要还是资本市场的表面现象，经济虚拟化的大势未变，贫富差距仍在扩大，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政府债台高筑，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远未退潮。美国等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无能、改变现状的无力、调整利益关系的无序和面对未来的迷茫，反映出这些国家曾向全世界推销的经济政治制度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困境。危机爆发后，全世界的有识之士几乎都把矛头指向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特别是政府对金融监管的严重缺位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随之而来各种所谓的金融创新和衍生品泛滥。西方政府在危机爆发前对危机没有预测，危机爆发后也无良方应对，大都奉行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货币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模式基于“理性人”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整套理论推演，被这场危机击得粉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危机爆发后坦承他处于“极度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状态，因为“整个理智大厦”已经“崩溃”，他“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误的”。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近十年深陷困境，强烈冲击了西方以新自由主义为正统的经济学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制度，打碎了许多人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迷信与幻想。

　　经济金融化走入脱实向虚的陷阱。就美国而言，资本力量独大是个严重问题，而金融资本今天在资本力量中所处的绝对霸主地位的格局几乎使美国经济都在为金融服务，而不是相反。这种态势亦可称为“经济金融化”或“经济金融化陷阱”。这个陷阱的直接后果是美国经济日益空心化和虚拟化。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和美国政府投入巨额资金救市，结果几乎都用来拯救金融衍生产品，而非实体经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猛烈抨击华尔街金融大鳄，但当选后立即向华尔街让步，任命华尔街重要人物出任主要高官职位，签署放松银行监管法案。这说明金融资本力量在美国已处于无法撼动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目前资产价格的上扬和股市的复苏，可能刺激一定程度的消费和一定程度的实体经济复苏，但从整个经济的大势来看，美国在经济“脱实向虚”的“经济金融化陷阱”中只会越陷越深。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模式的困境。西方制度安排的深层缺陷也在这场危机中暴露无遗。对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反思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金钱政治、失灵政体和债务经济。美国金钱政治的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对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对此，《华盛顿邮报》评论指出：“这个裁决似乎证实了中国人对美国民主的批评，即美国民主是富人的游戏。”失灵政体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治理能力普遍大幅下滑，同时还体现在美国政治“极化”，党派激烈对抗导致“否决政治”和“治理瘫痪”。债务经济在过去十年更加凸显，寅吃卯粮成为常态，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年，国债规模翻了一番，突破20万亿美元。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府早已陷入了对巨额结构性赤字束手无策的境地。

　　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困境。随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工会力量逐渐削弱，劳资关系平衡被打破，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美国社会基本矛盾逐渐尖锐起来。一个典型的美国普通全职男工收入在危机爆发前的30年几乎完全停滞不前。过去40年，美国80%的中低收入人口的收入仅仅增长了25%，而20%高收入人口收入却几乎翻了一番。恩格斯指出：“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它自己的而又无法加以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一些美国人开始痛恨现有体制，认为它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了99%的中下层民众对1%的金融资本家贪婪的愤怒与抗议，特朗普的上台则反映了美国普通民众对主流政党和政治精英与资本力量同流合污的严重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