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共一直占据话语权的垄断地位。随着公开性的推行，苏共逐渐不再进行话语垄断，但仍然是话语权的主导力量。但是，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却给民主派宣传反苏反共思想、夺取话语权创造了条件。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面对话语主体增多的情况没有出台相应的管控措施，面对民主派的强势进攻时的应对策略不足，同时苏联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又损害了苏共自身的形象和信誉。最终，苏共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丧失了自身的话语权。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地位，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不断巩固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同时重视话语权的有效性。

　　〔关键词〕话语权；公开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35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8）02-0057-08

　　〔基金项目〕中共中央党校创新工程项目“社会主义制度与发展规律研究”

　　〔作者简介〕王舒婷，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白平浩，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100091。

　　“话语权”这一概念可以拆分成 “话语”和“权”两个部分，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是先从“话语”这一概念开始的。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就已经对修辞学和诗学有了一些相关的论述。而现代意义上的“话语”研究可以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言语理论开始算起。最早提出“话语权”这个概念的人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话语与秩序》这篇文章中，福柯指出“话语乃是必须控制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首次将意识形态、话语权等概念明确地结合起来。他认为随着国家结构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市民社会也会随之发展壮大，届时国家的话语权将受到市民社会的挑战，话语的政治强制性将逐步弱化，而隐蔽地通过文化和媒体传递出的话语的作用会越来越强。同时，葛兰西也提出了社会中的政党和知识分子是话语主体等理论。话语权本身涵盖的范围极广，国内外学者对于“话语权”的定义始终没有形成共识。其实，“话语权”中的“权”字，在法律上有两层含义：一是“权利”，二是“权力”。这也就赋予了这个概念双重的属性。《现代汉语词典》中“话语权”的定义，很好地反映了“话语权”的这一特点：“说话权，人们依法所有的提出个人见解的权利。也指控制、影响舆论走向的支配力量。”如果说“话语权利”主要表示的是个人或组织自主表达意见的权利，那么“话语权力”则更多的是指一种强制力，即统治阶层控制和制约社会舆论的能力。话语权永远是以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不同势力对于话语权的争夺其本质上都是道路之争、价值观之争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之争。

　　“公开性”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他推动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公开性”的推行，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话语权优势逐渐减弱，导致社会思想意识混乱，各种反党反苏的言论逐渐占据了社会舆论。苏联社会在改革后期出现的舆论乱象、社会意识转变等问题都与话语权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导致苏联共产党和政府话语权的丧失，而话语权的丧失反过来又造成了公开性的失败与苏联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