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则新闻引人关注：浙江嘉兴地区的电话区号是“0573”，但平湖和嘉善有几家企业的固定电话开头为“021”。原来，这是当地电信部门的试点项目之一，只要嘉兴企业想使用上海电话区号“021”，就可到电信部门进行登记办理。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前一段时间浙江平湖、江苏南通接连出台的对接上海新政策。今年上半年，浙江平湖出台《2017年接轨上海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不仅凸显了实施接轨上海首位战略、加快与沪同城步伐等目标取向，而且细致提出通过交通网络、公共服务、平台合作的一体化建设，以实现在产业项目、科技、人才、旅游、农产品供给等方面与上海更深度融合。江苏正式批复的《南通建设上海大都市北翼门户城市总体方案》则强调，南通市要形成“三港三城三基地”全市域对接服务上海的空间格局。

　　上述行为的主体虽然有所不同，但背后都体现出长三角城市之间融合发展的积极动能，以及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动向。

　　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物理空间和人口规模远超绝大多数国家。与此同时，这种大国特征也导致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独特的约束条件、目标指向和制度安排。尤其是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不同区域间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结构性难题。考虑到区域落差扩大通常伴生着经济和社会治理风险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动经济总量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始终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放在突出位置。

　　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毫无疑问，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践行这些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此前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依靠统筹兼顾实现科学发展观。其中，统筹地区发展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存在以人均GDP 落差为标度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作为对这种结构性问题的回应，我国在不同时期实施了若干重大战略，以平抑地区板块间的发展差距。例如，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等。这些战略以中央政府的纵向基础设施投入、财政转移支付以及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对口援建等为主要支柱。从实践效果来看，相关举措对抑制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扩大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内涵丰富、指向多元的概念。它既表现在东中西部等地区板块之间，也表现在特定板块内部的不同城市之间；　既表现为不同发展水平地区间的增速趋同，也表现为相似发展水平地区间的结构互补；　既表现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纵向强力推动，也表现为不同地区因共赢而自发实施的横向融合。

　　尤其是，在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商品、要素打破行政壁垒，在不同地区的流动性迅速增强，技术、制度创新在不同地区的扩散性显著提高。不同地区因微观经济主体的资源优化配置而紧密连接起来，进而形成了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分工深化、产业交错、收益分享的新型区域经济格局。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指向，并折射出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内在驱动逻辑。

　　此外，区域协调发展，不仅需要中央层面的理念指引，也需要不同地区的实际行动和具体操作。就此而言，近期上海周边等地主动接轨上海的行动，具有重要的信号功能。这些区域性实施方案、对接具体行动的密集出现，契合了体制改革深化的制度背景，丰富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并很可能暗示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实践开始步入新阶段、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