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中国道路要靠中国人民自己走出来。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日前，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举办“道路自信与民族复兴”研讨会，这是“四个自信与民族复兴”系列研讨活动的第二场。今刊发四位青年学者的文章。

　　解释好中国奇迹 理解透中国崛起

　　熊易寒

　　如何认识中国道路的理论意义，在我看来，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即如何解释中国最近四十年的巨大成就，即所谓的中国奇迹；如何理解中国崛起对于世界的意义。

　　我们如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　一种理论解释是发展型国家。查默斯.约翰逊、禹贞恩等学者对日本通商产业省、韩国经济企划院的研究发现，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起飞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大相径庭，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挑选“赢家”，对一部分产业进行重点扶持，通过干预把投资引向那些战略性部门。后来很多学者也用发展型国家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林毅夫与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本质上也是这个问题的回响。另一种理论解释是科斯提出的边缘革命。科斯认为，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温州、小岗村这样的边缘地带发起的，政府再对这些基层的自主改革予以合法化，并进而加以推广。与发展型国家的解释不同，边缘革命的理论不认为是政府做了什么导致经济增长，而是政府放权才释放了市场和社会的活力，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两个解释在学术界和政界都有广泛的影响力。

　　上述理论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缺乏历史的视角和跨国比较的视角。要解释中国的崛起或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需要历史比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落后于西方世界是晚清以来的事情，那么，与晚清、民国相比，当代中国有何特殊优势？　晚清以来，地方实力派逐渐坐大，与中央离心离德，以至于规模甚小的武昌起义，就让地方督抚纷纷宣布独立；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四分五裂局面自不待言，即便是形式上统一中国的国民党，有效的统治区域也非常有限。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后，重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但这个中央集权体制又不同于传统帝制或西方意义上的中央集权，最大的差异就是中共党组织嵌入并领导了政权体系：上级党委领导下级党委，上级政府领导下级政府，同级党委领导同级政府。这样的体制下，中共不仅是执政党，也是领导党，其组织不是外在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力量”，而是渗透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之中的；只要方向正确，有效的领导与巨大的人口、市场规模相结合，自然可以爆发非同一般的能量。

　　其次需要跨国比较。与那些与中国在历史、人口、资源禀赋方面比较接近的国家，譬如印度，为什么没有中国这样的经济奇迹？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领导的革命创造了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中国的劳动力普遍接受了九年以上的教育　(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而印度精英接受了高水平的教育，下层民众则受种姓制度影响受教育程度较低，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条件；中国相对印度有更为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中共倡导妇女解放，女性对政治和经济的参与都更为深入。

　　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崛起，曾经有两个故事版本：一个是矮化中国的，是为中国崩溃论；另一个是妖魔化中国的，是为中国威胁论。而中国政府和中国学者也曾经针锋相对地提出“和平崛起论”。在笔者看来，中国崛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是规模经济，中国的超大社会规模是其他国家难望项背的。但中国崛起的因素中也包含了一般性：有效的政府；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财政分权来促进地方政府的竞争；积极参与全球化分工。(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