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不仅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外来文化，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内涵，同时也以文明大国的文化优势，对东亚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影响到这些国家历史、文化与文学的建构。这里所辑的三篇文章，张德恒、刘世明的两篇，是关于一个半世纪之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在对江户时期日本《春秋》《尚书》研究的梳理中，揭示了中国经典文化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对日本近代历史与文化的影响。王伟的一篇，主要谈的是“引进来”的问题，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吸收，并希求通过对中外文化的交流研究，揭开《楚辞》等上古文献中的文化谜团。虽然这些观点还在探讨中，但对我们研究视野的开拓，对推进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刘毓庆）

　　楚辞与先秦域外文化交流研究，至迟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已有学者涉及。较之传统的楚辞研究，这种研究视野有了更大的开拓，并且随着考古发现与先秦域外交流研究的深入，其学术价值也正得到广泛的认可。新时期之相关研究在全面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至少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再度推进。

　　集中比对相关考古资料以证先秦域外文化交流之事实。过去论楚辞与域外交流关系者，因囿于考古发掘依赖之资料不足，其成果常为学者所诟病。而新时期相关考古发掘成果较为丰富，可以为这一研究的继续提供坚实的基础。如综合学界之已有认识，不仅可据殷墟祭祀坑与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以及陕西周原宫殿所出具有白种人特征的遗物如头骨与铜戟以及蚌雕人头像等，可直接证明殷商以来华夏民族与域外民族交流，且从殷商所出马车，曾侯乙墓的蜻蜓眼玻璃珠，江陵太晖观以“卍”为纹饰的楚墓彩绘豆，望山楚墓铜台灯装饰底部的双峰骆驼等，这些具有明显的域外如高加索、波斯、印度与中亚等文化特征之器物上，也可为先秦中外交流提供佐证。从域外而言，德国、埃及、希腊、乌兹别克斯坦等，也出土证明古已有中国丝绸与漆器，巴泽雷克6号墓的铜镜及其所绣有凤鸟栖息之丝绸等，更为楚地所产。总之，通过集中介绍与利用此类材料，既能于比较鉴别中见出先秦域外交流之不诬，同时也可为学者提供新的研究角度。

　　集中比对此时期中外相关文献以旁证其域外文化交流之可能。《楚辞》以外，此时期中外诸多文献其相通处也可为旁证。如《薄伽梵歌》“他行动不为了什么，不行动也不为了什么”与《庄子》“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一致；《摩西五经》“苍天哪，请听我说，大地呀，请容我言”与《诗经》“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一致；《摩奴法典》“当感官接触令人迷恋之物时，老练的人，要像马夫制服他的马一样，尽一切努力来抑制它们”与《老子》“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一致；《摩奴法典》“婚礼中的祝词，和对造物主的祭祀，要保证新婚夫妇的幸福”与《诗经》“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一致；《摩奴法典》“要从事愈来愈严峻的苦行，以枯槁其凡躯”与《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一致；《摩西五经》“耶和华闻着祭品的香烟，十分欣慰”及《汉穆拉比法典》“馨香以祷汝”与《诗经》“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一致；《汉穆拉比法典》“尝以纯洁祭品永久供奉于依阿与唐迦·奴那之前”与《左传》“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等之措辞及其文化内涵如出一辙。而此皆可旁证其域外交流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