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科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创造性地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逻辑系统，为大变革时代的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南。

　　■ 习近平总书记悉心把握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规律，系统阐发了体现深刻理论逻辑力量和深厚历史感的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基本法治理念、法治主张、法治话语和法治立场，表达了文明社会法治现代化的“中国方案”的基本要义。

　　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极其深刻的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有力地推动着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紧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丰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战略考量，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中心，深刻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国理政方略，科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创造性地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逻辑系统，为大变革时代的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南。

　　近代以来社会与法治文明的演进历程表明，法治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伴随着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法律发展也同样面临着从传统的人治型体制向现代的法治型体制的历史变革。这一法治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世界性的法治现象，但是在不同国度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疑有着不同的表现样式及其后果。习近平同志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地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现代化与法治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了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中现代化与法治化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基本定则，进而确证法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法治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人类社会自近代以来所经历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法治革命，也是一个凝结着特定的民族国家法治发展固有逻辑的多样性的法治转型的复杂过程。中国法治现代化是一个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法律文明价值体系的巨大创新过程，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个性和运动方向，因而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习近平同志坚持从中国具体法治国情条件出发，悉心把握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规律，系统阐发了体现深刻理论逻辑力量和深厚历史感的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基本法治理念、法治主张、法治话语和法治立场，从而表达了文明社会法治现代化的“中国方案”的基本要义。

　　第一，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具有丰厚的社会政治资源，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把全面依法治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证。习近平同志强调，“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3个方面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规定和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制度属性和前进方向”。当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依据宪法和法律有效治理国家与社会，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然要求党要改革和完善自身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依法执政，在法治化的轨道上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所以，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改善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旨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而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法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人治与法治这一对变项涵盖了传统国家治理体制与现代国家治理体制之间分野的一切特性，构成了区别这两类不同的国家治理体制的基本尺度。推进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就是要促进从人治型的国家治理体制向法治型的国家治理体制的历史性的创造性的转变。因此，习近平同志强调，“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