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似乎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其实不全面。春秋战国时代到汉朝，中国的商业已经非常繁荣，而且商人成为了一个横跨政治商业的非常有权力的阶层，其代表多是道家人物，如范蠡等人。司马迁对道家经商治国的经验进行了理论提炼，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命题。从这个命题出发，可以归纳出国家治理经济的四个原则：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教而育之，整而齐之。这与当前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供给学派是不谋而合，而且更为系统。

　　对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研究，主要在于对《史记·货殖列传》相关内容的研究。李埏认为：“春秋战国是商人阶级的成长阶段，汉兴之后是商人阶级的长成阶段；中国古代商人阶级的产生决定于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并最终决定于铁器的发明与应用引起的生产工具的大革命；中国古代的商人阶级依《货殖列传》主要应包括专事商品交换、兼营商品生产与交换、从事服务性行业及经营借贷等四类与商品有关的群体。”《史记·货殖列传》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始于公元前5世纪春秋时期，止于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元鼎年间，历时四百载。这个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而西汉文景时期则是高峰之巅。至汉武帝时，由于政府实施了打击商贾的政策，致使盐铁等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逐渐走向衰落。

　　任玉梅认为司马迁独创性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一是提出了欲望动力说，阐明了货殖生利的合理性；二是提倡农、虞、工、商并重，阐明了货殖的重要性；三是主张放任开拓，竞争经营，繁荣百业，阐明了货殖活动的多样性；四是阐述了货殖的规范性；五是肯定商人的活动对富国富家的意义，阐述了货殖的规律性。

　　《史记·货殖列传》开篇便引了《老子》的一段话：“《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可见司马迁对于道家治国的推崇，这与后来汉书中班固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财政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司马迁定理，可以研究中国道家的经济治国理论，探讨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发展的历史，从而发现对于今天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