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这一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历史学的崇高使命和重大责任。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对于这一论断的含义，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即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在历史范围之内，而对人类活动的种种研究都不能超出历史研究的范围。至于自然界也有历史，但那是人类为它记载和撰写的，从根本上说也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在这段话里，恩格斯认为，“关于社会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这就是说，历史科学在“关于社会的科学”领域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命题，正是明确地反映了历史科学的这一重要地位。

　　同时，历史研究还“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这是从另一个方面说到历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即承担崇高的使命。大家知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是司马迁认识历史、撰写《史记》的宗旨。司马迁所说的“天”，没有完全摆脱“天意”的影响，但他在《史记》中所表达的天人关系主要是历史形势、社会环境与人的活动及其命运的关系；他所表达的古今关系，一是社会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这从《史记》诸表的序看得比较清楚，从有关的本纪、书和列传中也可以看得清楚；二是“古”对于“今”来说，具有借鉴的价值和意义，即所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一部《史记》，总结了历史上前人留下来的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尤其是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给了后人许多启迪。

　　习近平同志在信中引用司马迁的这两句话，寓意深刻：一方面表明对这位伟大史学家撰述宗旨的尊重和继承，一方面又赋予这一宗旨以现代的含义和生命力。当今，人类历史已经进入到关注生态并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对“天”即自然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理解，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的发展应在和谐的关系中前行。而“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随着社会的进步，人越来越得到自由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历史形势下的中国，“以人为本”成为时代的主题，人的平等成为社会建设的目标之一。可以说，在21世纪新的理念下的“究天人之际”，仍是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