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避免对专项治理的单一性依赖，进一步挖掘政府治理政策工具箱，通过多样化政策工具的协同配套使用，来提升治理效能，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每伴随一场突发公共事件，接踵而至的便是该领域全面开展专项治理。专项治理作为中国政治实践中所探索出的反映治理现实的政治术语，见证了从革命到建设时期的国家治理发展历程，蕴含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开拓性探索。

　　实践中的专项治理分为针对全国性问题、区域性问题、特定行业问题等不同类别，通过成立专门的办公室、建立特定档案、运用相应技术手段及培训有关人员等有形建制，辅以多部门协同和各地区呼应，形成阶段性治理风暴。专项整治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在治理时机选择上具有特定性。一般以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变迁为切入点和机会窗口，针对一段时间内社会关注焦点实行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像公车问题、反腐败问题、“三农”问题等。二是在决策机制方面具有高度集中性。至少在全国性专项治理实践中可见其从资源的配置、资产的评估和处置、人员的安排等，均以行政指令或计划指令的形式进行决策。三是在激励机制方面具有利益刺激的行政性。即其对实践者的业绩评判体现在非货币性的行政利益，如行政级别或职务的晋升。四是在专项治理的空间特征方面具有全方位性。从中央到地方实行全方位拉网式的整治，同时配以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报道，以及党政机构全面参与，辅以运用党组座谈会、干部学习会和党内组织生活会等形式，使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深入参与专项治理的整个过程，共同推进专项治理。

　　专项治理这类特征，使得政府部门对其偏好和使用娴熟度有着自然的需求。专项治理作为一种简单易操作的政策工具，具有技术可行性，同时由于其使用时的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较强的打击力度、较快的成效可以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打击违法行为方面获取短期的收益，并通过各类处罚的规模效应，短期内避免了中央与地方关系权责界限混乱带来的治理不彰、削弱部门间职能交叉却又各自为政的负面影响，发挥矩阵式国家治理结构的优点，协调各矩阵单元的活动，让职能与技能相匹配，迎合了公共治理的现实需求，易于受政策规划主体的认可，实现政府自我满意，使得相关权力或利益集团的影响和干涉能降至最低。此外，专项治理模式和机制为各层次公务员所熟知，减少培训和组织费用，有效聚集行政资源，最大限度节约发展中国家行政成本，具有经济可行性，满足国家社会快速变革时期的发展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