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住房是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农村转移人口实现城市融合和安居乐业的重要基础。推动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增强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候鸟”对城市的认同和融入，形成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正能量。

　　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我国城镇化的整体进程。农民工的城市住房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工总体住房条件差，居住环境恶劣。农民工人均住房面积小，居住拥挤；住房生活设施配套严重不足；农民工居住环境恶劣，安全卫生条件差。二是对于以市民化为目标的农民工，缺乏购置商品房或长期租赁市场住房的支付能力，无力在城市扎根立足，“安家难”导致其市民化进程受阻。目前各大中城市户籍政策仍以是否拥有房产作为外来人员落户的基本条件，这使得商品房直接成为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门槛。租房是成本相对低廉的改善住房条件的选择。但在人口流入集中的大城市，农民工平均房租收入比仍然普遍偏高，即便对于当下房租水平的勉强维持能力，农民工也是以牺牲住房品质为代价换取的，这就更加突显出其作为整体而言不具备持久和长期承担租房成本能力的事实。

　　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是个体理性选择和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体理性选择方面：一是农民工高度流动性的特征和大体以农村为归宿的行为指向，使其在特定务工城市难以形成稳定而持久的住房需求。二是农民工整体技能素质较低，人均收入水平处于城市下层，缺乏对市场住房的支付能力。受经济条件约束，他们只能选择更价廉和低劣品质的住房。结构性因素方面：一是经济和产业在地区与城市分布上的结构性偏倚使得进城农民工主要向大城市集聚，客观上形成了对这些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住房的膨胀性需求。需求过度集中形成高房价和高租金的市场房价结构，限制了低收入的农民工改善住房条件的空间和潜力。二是二元社会体制造成城乡公共服务和福利的制度性分割，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之外，实质上要求农民工承担“额外的”的城市住房成本，削弱了改善居住条件的制度基础。三是城市中低端租房市场发育迟滞，低端租房供应相对短缺，加之市场管理欠规范，出租者常常凭借卖方强势地位乱涨价，损害农民工租户合法权益，进一步削弱了其对城市住房的支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