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含着两个基本的命题：其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思想保障和基本条件之一。其二，马克思主义要不断“中国化”，即要做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的相结合工作，在这种结合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或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求同识异法无疑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明晰而富有学理意义的答案。

　　求同识异法是对事物的共性和个性辩证关系原理的概括反映。众所周知，共性和个性是一切事物固有的本性，或者说，每一事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所谓共性是一切事物所共有的性质；所谓个性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性质。共性体现并决定着事物的普遍性质、基本性质；个性则体现或揭示了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表现为：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并大致包括着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共性要以事物的个性为前提和基础；个性体现着共性并受共性的制约，没有共性则个性就只能是具有离散力和破坏力的孤立的、“死寂”的“点”，从而无法获得正常生存和发展的外在系统条件；共性和个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共性和个性辩证关系原理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求同识异法的形成。换言之，当人们根据共性和个性辩证关系原理去认识事物时，就形成了求同识异法。

　　求同识异法无疑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认识方法。它要求人们在认识事物时，既要把握事物的共性，又要认识事物的差异性。具体而言，求同识异法的根本功能，就在于要求人们在相同的事物中要看到其不同之处，在不同的事物中要看到其相同之处。由于每一事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所以我们在认识事物时，必须以求同识异法为基本的认识工具。

　　根据求同识异法，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科学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共性，这些共性包括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等。可见，既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所有具有科学社会主义性质国家的根本特性之一，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须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如果背离了这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会变色。另一方面，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具有差异性或个性，而这种差异性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因时因地而变，即要做到时代化、民族化。那么，如何理解不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差异性呢？这还需要从实践的现实性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