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关乎国家历史、民族精神，重要性不言而喻。文物保护，不但有很强的技术性，而且牵涉到经济社会诸多方面，需要深入研究。民国时期，是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起步阶段，进行了很多有影响的实践。1930年代北平进行的“故都文物整理工程”，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之一。

　　逼出来的文物保护

　　1930年代的北平能够开展大规模的文保工程，着实是形势所迫。

　　北平是明、清和北洋政府的首都，典型的消费城市，靠庞大的官僚群体维系着商业经济的繁荣。1928年国民党北伐军占领北平，推翻北洋政府。首都迁往南京，北平顿时失去了繁荣的根基，社会经济迅速衰退。如此危局之下，如何寻找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恢复为政治中心，已无可能；发展工业，基础薄，见效慢；做贸易中心，根本竞争不过近邻天津……一番争论之后，人们还是把目光投向了北平的历史文化资源。北平丰富的文物古迹，每年吸引大批中外游客，也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于是，建设“文化城”“游览区”，成了1930年代北平的主要发展思路。而作为这一切基础的文物古迹，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珍视和保护。

　　可好景不长，1933年初，国民政府为应对日军对华北的入侵，将故宫大批文物南运。此举虽使国宝免于战火，但极大地损害了北平的旅游业。珍宝不在，北平吸引力大减。鲁迅作诗道：“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更严峻的是，国民政府面对日寇，不去卫国守土，却忙着“抢运”宝物！此举令北平市民深感自己成了“弃民”，对国民党当局大为不满，社会局势也出现动荡。在这种局面下，如何把北平“文化城”的事业延续下去，恢复经济，安抚人心，就成了地方政府面对的紧迫课题。

　　1933年6月，袁良出任北平市长。面对内忧外患下北平寥落冷清的局面，袁良作出勤勉振奋的姿态，逆势力推旅游业发展。鉴于古物南迁后北平“可以号召游人者……仅此古代帝王之建筑”，袁良决定对北平古建文物进行大规模系统性修缮。在他的积极筹措下，特别是取得了南京中央的支持后，1935年1月，国民政府批准成立“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北平文物整理工程正式启动。